白雪猪头

苏童

我母亲凌晨就提着篮子去肉铺排队，可是她买不到猪头肉。人们明明看见肉联厂的小货车运来了八只猪头，八只猪头都冒着新鲜生猪特有的热气，我母亲排在第六位。可是等肉铺的门打开了，我母亲却看见柜台上只放着四个小号的猪头，另外四只大的不见了。我母亲踮着脚向张云兰的脚下看，看见的是张云兰紫红色的胶鞋。那只胶鞋突然抬起来，把什么东西踢到更隐蔽的地方去了。我母亲断定那是一只大猪头。

猪头售空了，我母亲却倔，“我数过的，一共来了八只。”我母亲说，“还有四只，拿出来！你不拿我自己进来拿了。”我母亲以为正义在她一边，人就有点冲动，推推这人，拨拨那人，可是也不知是肉铺里人太多，或者干脆就是人家故意挡着我母亲的去路，她怎么也无法进入柜台里侧。她听见张云兰冷笑的声音，你算老几呀，自己进来拿，谁批准你进来了？一些纷乱的男女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少数声音息事宁人，大多数声音却立场鲜明，表示他们站在张云兰的一边。见喜的母亲向我母亲耳语了几句，竟然就让她冷静下来了。她说，“张云兰记仇，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我跟你一样，有五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年龄，要吃肉的，怎么去得罪她呢？”

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还是说猪头吧，有的人到了八点钟才去肉铺，却提着猪头从肉铺里出来了。比如我们家隔壁的小兵，那天我母亲看见小兵肩上扛着一只猪头往家里走，尽管天底下的猪头长相雷同，我母亲还是一眼认出来，那就是清晨时分在肉铺失踪的猪头之一。

小兵家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父亲在绸布店，母亲在杂货店，一个手里管着棉布，一个手里管着白糖，都是紧俏的凭票供应的东西，我母亲不是笨人，用不着问小兵就知道个究竟了。

我母亲平时善于与女邻居相处，她手巧，会裁剪，也会缝纫，小兵的母亲经常求上门来，让我母亲缝这个缝那个的，我母亲有求必应。当然女邻居也给予了一定的回报，主要是赠送各种票证，有煤票，草纸票，最好的是布票。我们家那么多人，到了过年的时候，几乎不花钱，每人都有新衣服新裤子穿。

那天夜里我母亲带了一只崭新的假领子到小兵家去了。小兵的母亲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说，张云兰也有四个孩子呢，你给她家的孩子做几条裤子嘛！为了孩子的肚子，你就别管你的面子了，你做好了裤子我给送去，保证你有好处，马上要过年了，这么和她僵下去，你还指望有什么好东西端给孩子们吃呀，张云兰那把刀是长眼睛的，你吃了她的亏都没地方去告她的状。女邻居把我母亲说动了心。母亲说，你替我捎个口信给张云兰，让她把料子拿来，以后她儿女的衣服我来做好了。

凡事都是趁热打铁的好，尤其在春节即将临近的时候。小兵的母亲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带了一捆藏青色的布到我家来。此后的一个星期也许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张云兰提供的一捆布要求做五条长裤子，都是男裤，长短不一。时间紧迫，只好挑灯夜战，我们在睡梦中听见缝纫机应和着窗外的北风在歌唱，声音有时流畅，有时迟疑，有时热情奔放，有时哀怨不已。

我母亲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张云兰家的五条裤子。整个事情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张云兰从肉铺调到东风卤菜店去了！早不调晚不调，她偏偏在我母亲做好了那五条裤子以后调走了！

我们对于春节菜肴所有美好的想象，最终像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除夕前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天色还早，其他人都没起床，我和我三哥计划在家门前堆雪人。我们在拉门栓的时候感觉到外面什么东西在轻轻撞着门，门打开了，有个裹红围巾穿男式工作棉袄的女人正站在我们家门前，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左手一只，右手一只，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的围巾和棉袄上落满了一层白色的雪花，两只大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也覆盖着白雪，看上去风尘仆仆。

她一身寒气地挤进门来，把两只猪头放在了地上，说，你妈妈等会儿起来，告诉她张云兰来过了。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也没有关系，她看见猪头就会知道，我来过了。

听我母亲说，张云兰家后来也搬走了，她不在肉铺工作，大家自然便慢慢地淡忘了她。我母亲和张云兰后来没有交成朋友，但她有一次在红星路的杂品店遇见了张云兰，她们都看中了一把芦花扫帚，两个人的手差点撞起来，后来又都退让，谁也不去拿。我母亲说她和张云兰在杂品店里见了面都很客气，两个人只顾说话，忘了扫帚的事情，结果那把质量上乘的芦花扫帚让别人捞去了。

（有删改）

中国家庭财富日益增加、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日益重视及中国以考试为主导的录取方式，使得我国课外辅导在教育行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据统计，2017年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平均花费10.6小时进行课外辅导。随着升学压力的增长以及对优秀学业成绩的期望增加，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选择课后辅导。特别是随着求学阶段临近高考，中国学生的K12课外辅导参与程度逐级提高，在高中阶段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与K12课外辅导。大量持续而稳定的生源将推动中国课后辅导市场保持稳中増长。

2017年中国各阶段学生课外辅导参与程度（单位:％）

（选编自温程辉《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将突破4000亿线上教育成发展新趋势》

不少家长出于从众心理，为孩子学习加码，甚至将无数的兴趣班当成了学习的另一种工具。而部分培训机构的种种洗脑式营销也在消费家长们的焦虑，进一步刺激家长的功利教育观，加剧揠苗助长，违背了教育育人为本的初心。教育专家指出，教育有竞争，但不全是比赛，让教育回归本真，重视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是当前很多执着于“拼娃”却“越拼越迷失”的父母急需补上的一课，也是教育者需要正视的命题。

从2018下半年伊始，特别是在6月和8月，年初整顿教培政策进入落实检查阶段，整个教育培训行业迎来一次真正的震荡和洗牌。2018年2月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推动开展为期1年半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8月份，囯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竞赛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整改的成果是截止到12月12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达到90％。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也将上线，要实现联网查询。

（选编自于忠宁《教育这件事，再不疯狂就晚了吗》，《工人日报》2018年12月28日）

现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要通过深化招生考试改革、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课后服务水平、转变家长教育观念、克服“剧场效应”、完善政府教育评价等途径，深化综合施策，用好组合拳，经过一段时间持续改革发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教育部将加强对各地调研指导，促进经验交流，推动各地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完善教师激励政策，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努力解决课后“三点半”家长接孩子难题，缓解学生下课后去校外培训机构的压力。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最关键的是要把培训等级证书、培训成绩与初中、小学入学脱钩。培训机构热火朝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家长认为上了培训机构，孩子就能考出好成绩，有择校机会。因此，遏制校外培训乱象，要从落实就近入学政策入手。

（《整改完成率达90％校外培训机构不容再疯狂》，新华网2019年1月14日）

去故宫参观时，会看到许多监控探头，这属于现代高科技警报系统。从前有没有安全警报系统呢？在古代，进入紫禁城须凭腰牌与合符，上面刻有允许入内人员的身份信息，守卫会当场检查。一旦发现危险，附近白塔山上的信炮手接到放炮令牌，立即朝天开炮，卫士们就会迅速集合。如果有人越过了外围防御系统，还有一种特殊的警报装置——石别拉。

这种石别拉，材料比较简单，利用故宫大量使用的栏板的望柱头改造而成。望柱也称为栏杆柱，是中国古道桥梁栏板和栏板之间的短柱，分柱身和柱头两部分。有的柱头是莲花瓣形状，上面有二十四道纹路，象征二十四节气。普通的莲瓣望柱头，本是一块瓷实的石头，加工成石别拉时，把望柱头里面挖空了，就像一个空心葫芦。这种石别柱几乎覆盖了整个紫禁城。需要报警时，侍卫将三寸长的“小铜角”（一种牛角状的喇叭）插入石孔内，使劲吹向，通过石别拉的放大，声音飞快传遍四周。如果有外敌从午门入侵，午门守卫会敲响阙亭里面的警钟，钟声会传至太和门广场，其后各处石别拉会先后吹向，一分钟内，紫禁城所有位置的守卫都能听到警报声。这些望柱头形状和纹饰未受到改变，在紫禁城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而通过对望柱头开孔，制成报警器，又发挥了实用功能。

历经数百年沧桑，有的石别拉洞口已被杂物堵上，有的在修缮过程中被新的石材替换了，尽管现在能够通过文献考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已没人能够把它吹响了。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