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材料一：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每年就可获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如果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摘自360百科）

材料二：

5月31日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公众普遍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予以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较大。垃圾分类推广这么多年，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究竟难在了哪里？

首先，垃圾分类难在垃圾如何各就其位。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引导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居民明确知道哪些属于可回收垃圾、哪些属于有害垃圾、处理垃圾时做到干湿分离等。

其次，垃圾分类难在如何做到持之以恒。垃圾分类是一项水滴穿石的工作，必须有“积跬步以至千里”的精神。一方面，它是居民生活习惯养成的一个过程，需要社会、主管部门提供各种软硬件的支持。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立法形成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用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来推行垃圾分类，确保垃圾分类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摘自孟哲《人民环评：垃圾分类应做到持之以恒》）

材料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当今公共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垃圾管理是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就开始探索政府向市场购买垃圾回收服务。政府购买促进服务的运作方式如下：首先，政府应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战略规划，明确购买目标、方式、预算和期限等内容，制订购买计划；然后，通过一定的购买形式，选择专业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明确购买内容、绩效考核方式等，签订购买合同，同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政府相关部门、街道等职责；最后，社会组织按照合同约定，组建专业队伍，设置街道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中心，入驻街道，在街道的授权下，开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通常，政府可要求承担主体撰写服务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最核心的服务事项和设想，政府根据服务计划书内容进行协商谈判，共同确定服务方案，在服务过程中，随着双方信息的相互反馈，合同内容可不断完善。

（摘编自鲁圣鹏等《政府购买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实现路径研究》）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

提起端午节，人们最易想起的就是赛龙舟、吃粽子，怀念屈原。然而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研究认为，早在屈原之前就有了“端午节”的概念。

袁学骏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就有数字重叠的概念，如正月正（阴历一月初一）春节，二月二日龙头节，三月三日相传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此外还有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其自身内涵，它们都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紧密相连。五月五日被当作节日来过和上述这些节日形成早晚相当，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形成。“在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按照《易经》等典籍记载，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这种日子恶疠病疫多泛滥，因此，这一天人们便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以驱邪辟邪、保健身体。”袁学骏说，屈原在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可能有意在端午节，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心。

袁学骏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端午节时吃粽子、赛龙舟，是两千多年前屈原跳江之后，后人在打捞屈原遗体时逐渐演变的纪念方式。人们在江中撒米是为了让鱼吃饱后避免吃屈原遗体，打捞屈原要用船，船多了自然形成竞争。

“端午”一词实际上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这本文献记载了很多关于端午的习俗习惯，但是关于端午节究竟起源于何时，则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而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檩《荆楚岁时记》则认为端午节不光是纪念屈原，还可能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曹娥等。

为什么我们说端午节不是起源于纪念屈原呢？

据考证，其实在端午龙舟竞渡的这个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了。相传在吴越之地早在春秋之前就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有反映当时竞渡风俗的句子，如《楚辞·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舲船实质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度所用的船。

由此可见，在屈原投江前就已经有了竞龙舟的游戏存在，那么端午节也很可能并不是用来纪念屈原的。最大的可能性反而是屈原在端午节投江，作为一名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本身的意义已经重过了端午节的意义，所以后人就将屈原的故事与端午节放于一起，逐渐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纪念屈原”的说法了。

（摘编自《中华传统节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