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文人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文人既不同于一生主要从事政治的政治工作者，也不同于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而主要指在思想意识领略从事研究和创作的人员。因为这些人能真正在思想意识领略起着举足轻重、导向作用，在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他们掌握着宣传传播的媒介工具。

②同为文人，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同和自身的主观倾向不同，文人在其自身于社会的表现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

③“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食人间烟火”，这恐怕是纯文人所采取的或向往的思想境界吧。他们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流俗敏感、愤怒、厌恶，嫌而避之。对那些避之不及的俗人俗事会感到玷污了自己，甚至会“挖耳洗面”，以洁视听。这类文人，对社会的发展往往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那些缺少思想、随波逐流的凡夫俗子，而是把大量的思想和热情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向往和喜怒哀乐。于是便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于是便有了种种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小说，于是便有了神鬼狐与人相恋、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吟山歌水、风月无边的妙句佳文……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纯文人的存在，从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虽然其中不乏“烟灯烟枪”之类，但也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典章佳文，让后人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④文化战士这一提法可能过激了一点，但不用“战士”这一词仿佛又不能概括这一类文人的特点。这一类文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切关注当世的社会生活，把文艺当作向黑暗挑战、明辨是非、捍卫真理的一种武器。他们深刻剖析社会的现实生活，剖析人性的善恶，宣扬真善美，揭露假恶丑。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善恶观念。他们的文艺观点不仅反映在向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腐朽的、自私的、诡辩的文学思想作斗争的同时，也表现在与那些单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八股学究、痴人说梦”的纯文学以及那些“玄幻戏言、调笑逗乐、艳事性趣”类的媚俗文学的远离。李白所神往的学习的“蓬莱文章、建安风骨”，以及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反映了文学要有发拨扬正气、扬清涤浊、争辩是非、关注人民生活的境界和勇气。鲁迅先生是举世公认的“文化战士”的楷模。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更是一位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善于明辨是非的文化战士。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棒打落水狗、解剖小我”等精神，***笔下的“白求恩精神、阶段分析、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战争”等等这些思想成为警省世人、明辨是非、坚定信念的不灭的明灯和有力武器，永远给人们以启示和力量。如果说纯文人是在逃避现实，安于幻想，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的话，那么文化战士则是将理想和现实联系起来，从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突破口和途径。哪怕理想与现实是多么地遥远，但也决不做逍遥的隐士，也不做屈服的奴隶。而是以“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品格”，以战士的斗争精神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他们善于发现和团结社会中的进步力量，认为真理永远是不会被磨灭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所以他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甘于奉献和牺牲。

⑤媚俗文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只能算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或商人。媚俗文人以迎合所谓“大众”为文学路子，从而达到推销自己，获得名利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多数情况下是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主要是迎合那些思想尚未成熟的爱好新奇的年青人的口味。他们可以放弃立场，可以没有立场，所以他们会嘲笑那些热血文人。他们会说文学仅是游戏而已。他们以自己获得的名利为依据，以作品的销售量和点击率的虚高，反驳讽刺那些对他的作品进行批评的人。他们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遭到剖析和贬低，会运用这样那样的所谓流派、所谓手法、所谓主义等来解释有时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某些作品。向世俗势力低头，这是媚俗文人的另一种表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媚俗文人可以是很优秀的投机分子，他们可以炮制出大量的混淆是非、为虎作伥、歌功颂德的作品来。从整体上来看，媚俗作品不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不注重思想性。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以文学面貌出现的“商品”，所以这类作品被“纯文人”和“文化战士”两类人都拒之门外。它们只是作为世俗大众的“快餐”匆匆过场了事。

⑥当然，人是复杂的，能动的。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有时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一个文人有时可能表现为这种文人，有时也可能表现为另一种文人。作为热爱文学的人，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文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和谐、平等、文明服务。实际上，当你的胸怀装下了万里江山，装下了地球甚至宇宙，装下了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与快乐，你肯定也是一位充实的快乐的人。因为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升官发财、自己的居于人下”等等这些庸俗痛苦的事情而委曲求全、疲于奔波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好了，无需多说，先人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

儒家道统：专制皇权的制衡力量

以往，人们常常把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把西欧封建社会套用在中世纪中国是错误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本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元典中消失了踪迹。其次，儒学也并非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人认为，法家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这些言论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认为的儒家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宪政，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