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白羽：“无聊文字”成就武侠宗师

小城

宫白羽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中国大仲马”，他以《十二金钱镖》《联镖记》等作品，纵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武侠文坛，“武林”一词，就是由他首创。

宫白羽年少时就迷恋上评话、公案和侠义小说，每读到精彩处，总是忍不住手且舞之，足且蹈之，甚至有时候还有模有样地自己动手写些故事。15岁时便开始给北京各报刊投一些评点时事的稿件。有一次作文课，他写了一篇《述志》，字里行间已流露出日后要著书之志。1918年，宫白羽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不想命运多舛，其父不久便撒手西去，宫家自此开始败落。宫白羽被迫辍学，到邮局做了一名分拣员，靠着微薄薪酬养家糊口。酷爱文学的宫白羽立志要做一名新文艺家。

1921年，宫白羽偶然知道了当时的名作家周作人的家庭地址，他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一周后，宫白羽竟然收到了回信，但署名不是周作人，而是周树人。宫白羽并不知道周树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鲁迅，捧着这封充满真诚的信，他既感动又惊喜。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开始了和一代文学大师的联系，也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此后，鲁迅又和宫白羽通了几次信，有了鲁迅的指点，宫白羽进军新文学的决心更强了。宫白羽决定辞去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坛。

宫白羽的文坛生涯走得极不顺利，先是卖文为生，于1926年到北京《国民晚报》做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便去做校对，没干多久又干不下去了。宫白羽只身来到天津，在《商报》做文书，后来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校对和编辑，都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正当宫白羽生计无着落之时，天津的一家出版社给出高额稿酬邀他写武侠小说。当时沦陷区里的武侠小说成了老百姓寻找安慰打发时光的东西，很受欢迎。迫于生计的宫白羽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纯文学梦，拿起了写武侠这种“无聊文字”的笔。

深受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影响的宫白羽，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但他仍严格遵循着鲁迅对自己的教诲，将武侠故事融入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因而比起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宫白羽和别人合写了《十二金钱镖》的上半部后，又独立完成了下半部。作品一经发表，立马引起关注，成群结队的读者每日排队买报纸看他的连载，他一鼓作气，写出了一系列和《十二金钱镖》相关联的作品，组成了“钱镖四部稿”。几年时间，宫白羽便出版了十几部畅销作品，一下子闻名全国。20世纪50年代初，宫白羽又应邀为香港《大公报》写《绿林豪侠传》，而当时的副刊编辑便是日后的武侠名家梁羽生，正是受到宫白羽作品的影响，梁羽生也开始写起了武侠小说。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不但人物形象生动深刻，语言洒脱顺畅，其思想内容亦丰富深远，被时人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

虽然因武侠小说名就功成，但宫白羽却始终对自己创作武侠心中抱愧，深感辜负了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他说：“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的文字。”在武侠小说的盛名之外，宫白羽一直在潜心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也才算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当初对自己的教诲。宫白羽的知识面很广，中国典籍，西方名著，他无不通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成就，他于1961年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到了晚年，宫白羽更是无意名利，一心投入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当中。当时的年轻学者慕名去拜访他，原以为这位武侠小说宗师如香港报纸上所写的那样，家有演武堂，整日宾朋满座。一到“宫宅”，但见一代风云人物，只是蜗居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斗室里，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一张老旧的小炕桌放在床上，是宫白羽写字吃饭的唯一用具。

暮年清贫，宫白羽却不愿提及自己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名头，他只想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方面有些成就。1966年，67岁的宫白羽于天津去世。一代武侠宗师，走完了传奇的人生。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我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合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把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荫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取材于《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费孝通曾言传统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林语堂亦言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总是避开法庭，95%的乡村纠纷是由那里的长者们来解决的。牵涉到一项诉讼中去，本身就不光彩。体面的人们都以自己一生从未进过衙门或法庭而自豪”。

其实，传统社会并非没有法律存在，只不过在乡村自治的情势下，法律不大需要或难以全面深入渗透到广大的基层社会。乡村靠礼俗解决纠纷，产生“轻易不告官”的习惯，出现如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无讼”特点。乡土社会中，人们靠礼俗和累积的经验足以应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礼俗文化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人们深受礼俗的浸染，“约定俗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入乡随俗、出入循礼”，“心理有依归、行为有参照”，人们因礼俗而有规矩，因有礼俗而形成德性。遵“礼”、循“礼”、守“礼”而使人们形成对“礼”的基础即“义理”的认同，“义理道德”就成为人们道德的表现形态，行为依规守矩不在于神性或契约的先在约束，也不在于功利或惩处的后在约束，而在于对义理认同基础上的行为德性。义在心中，心中有约，理在行中，行为有据。

在中国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中，礼俗成为“社会公认合宜的行为规范”。礼俗不同于法律、制度，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甚至具有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不仅通过自身来约束民众，还与法律相结合，化约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有些礼俗还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强力约束机制。夏律中的很多法条就来自远古礼俗，周公制的“礼”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律令的重要。汉朝的道德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道德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即在司法中引经决狱。唐律充分体现了宗法伦理关系中礼的重要性。宋、元、明、清各代的法律，基本依循唐律，遵循“出礼入刑”原则，仅在个别条款的定罪或量刑上略有增减。传统礼法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教化的职能。故而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礼的道德原则所支配，为礼俗文化所浸染。

礼俗既是传统道德的题中要义，亦是传统道德的社会展开，更是社会教化的有力保障。传统社会道德的维系主要靠人们内在的信念、社会礼俗及社会舆论，法律制度只是成为辅助性的保障机制，这与西方缘于信仰基础的宗教道德与源于契约基础上的义务道德有显著的区别。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1月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