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英国的不少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就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

①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陈平原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则又回到了“冷板凳”。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年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