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宋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宋代在新书论撰编述、古籍收藏保存、图书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将图书出版事业推向崭新的高峰。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

“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被盗版的遭遇。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作者及出版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对于版权的保护，宋代针对官方出版物和私人出版物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官方出版物，采取“禁印”措施和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一是采取“禁印”措施，在宋代，官府出版的书籍和法令，只允许官方印制，私人不得翻刻。“禁印”不是正规的法令，而是宋代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该措施的初衷具有明显的管理目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版权的作用。二是确立出版审查制度。宋代出版发行的中央审查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教育与出版机构，承担部分出版管理职能，其中之―就是对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护版权。除了行使审查职能之外，国子监也承担着版权的登记和注册职能。

对于私人出版物采取“附牌记，发榜文，立公据”的措施。一是“附牌记”，就是在书籍的扉页，序文目录后、卷末或者书边处刊印上版权保护的告示，相当于现代出版物的版权记载页，其上常常刻有图书的作者、书名、版刻时间、版刻地点及收藏人，主要起着显示版的作用。二是“发榜文”，就是通过申报行政机关，将保护版权的有关事宜张榜公布。三是“立公据”。是指国子监审批印刻者向官府发出的申请后，为其颁发准许保护其版权的“公据”。该“公据”用来证明书籍翻印的合法性，当遇到版权被侵害的情况时，可作为向地方官府告发并追究侵权者责任的依据。

在宋代，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系统的民事法律制度，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界定，因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是宋代为保护版权不断探索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其对出版者与作者的权益维护，对出版物审查，保护的措施及版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各方面，对今天的版权保护机制都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摘自李睿《宋代的版权保护》，有删改）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这里的“文”虽然不同于后世“诗文”之“文”，更不同于现代以来的“文学”概念，但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除了帝王及其宗亲、开国功臣及功臣之后、宦官、外戚、地方豪强等分享国家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 “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节选自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