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材料一:

全国老龄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这对我国的养老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现实，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关系到我国上亿老年人安享晚年。

鉴于此，全国政协委员王欣建议，采取鼓励措施以及传统敬老养老文化宣传，让家庭成员主动承担养老服务责任，构筑起养老服务的第一道防线。

政协委员和专家们还一致认为，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全面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规范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

除此之外，有专家表示，政府要在保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管理好养老服务市场，纠正目前存在“公办盲日走向高端、民办反而满足低端”的现状。养老服务保障具有多层次、差异化的基本特点。因此，针对不同人群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还应提供不同的、具有特色的养老服务。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老龄化逐渐深入，老人比例不断增大。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中国大都分老人都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生活中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各种困难。

(摘自搜狐网《中国老人生活现状报告2017)，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三：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还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死亡、延长了人口寿命，使得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明显扩大；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使少儿人口规模减少，让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提升。

“如今我真正感受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易。”在北京工作的吴迅是“80后“，也是家里的独生子，1个月前，他的母亲生病住院，一下子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节奏。他白天上班，下班之后赶紧过去照顾母亲。

长期以来，居家养老是中国人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子女外出打工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日益凸显，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独居老人总量大，家庭养老支持功能明显弱化。为此，政府应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模式，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强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动机构养老提职增就，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专家表示，政府应对养老服务业给予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家庭对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市场主体和以养老服务机构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组织点主动嵌入社区。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有效发挥市场作用，推动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发展壮大。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随着未来老年人口教育水平的提升，养老方式与养老渠道的创新也应提上日程。

(摘编自201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以往的全球观都是以某一种文化形态为本位框定全球关系，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人类文明整体上的安全和进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人类整体性困境也同时出现，其解决必须有赖于一个整体性的方案，更需要各民族国家求同存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未来人类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时代新诠释。

从本质上看，它是超越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观。其实，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和行为亘古有之，这种观念以自身文化的价值和理念为标准来评判其它文化的优劣，并试图将自身价值强加于对方。历史上它曾间接或直接导致了近代之后世界纷争和冲突。之后，种族中心主义不断被反省，和平共处和有序竞争成为了国际秩序的主流，维护人类共同价值已成为文明发展的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超越、对种族中心主义的超越，是应时顺势而生的全球观。

从特征上看，它是依托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的哲学表达。形成人类命运的理论需要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久的历史经验做支撑。中国数千年文明虽经百折而犹向前，始终保持着统一、和平发展的主基调。维持这种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凝聚力，来自中国哲学中“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天下一家”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人类观、“和而不同”的中庸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充分吸收、提炼中国文化价值精神的基础上，面向世界文明提出的。

从实践上看，它是具有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价值范导。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征，这决定了它要依靠自律、反省、互相监督等软性方法来维系，而不是靠硬性手段贯彻执行。全球交往的历史证明，一旦用强制性手段推广“普遍性”的价值，就等于向一些强势文化提供了执行者和法官的角色，使得霸权主义有可乘之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这些都要靠各民族国家的协商、交流和自律来完成。

当前，在全球化发展大势中，中国致力于公平互惠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达成，致力于地区合作的共赢。有赖于这种不懈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广泛凝聚共识，并已经开始对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选自邹广文、刘文嘉《文化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