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孝”

许天笑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陆谷孙：一遇词典误终身

孙丽萍

词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与抵达其它文化的桥。正是在这个少有人喝彩的领域中，陆谷孙先生投入40余年，浑然忘我，一生只做一件事——与时间赛跑编词典，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学术界的“匠人精神”。

1970年，陆谷孙被“发配”去编典，由此参与《英汉大词典》筹备和编写全过程。编词的冷板凳太难坐。陆陆续续，最初关在一起编《英汉大词典》的108人，高考，考研、出国，几乎走光。唯有陆谷孙把板坐穿，且坐出了滋味。

1986年陆谷孙出任《英汉大词典》主编，承诺“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写书，全身心投入，其中甘苦难对人言，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陆谷孙才幽默地表示，自己终于得以“痛快地睡了一觉”，1500万字的《英汉大词典》，是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英汉词典，更被选入联合国必备工具书。

一遇词典误终身，2000年，朋友鼓励陆谷孙效仿林语堂、梁实秋等前辈编纂英汉，汉英工具书并举。考虑到全球兴起“中国热”更需要汉英字典，陆谷孙又“自讨苦吃”启动了《中华汉英大词典》编篡工作，历时15年，直到2015年这部辞典才告完成，这是一部1600万字的“重磅”工具书，它内客兼收并蓄，例证亦庄亦谐，从中医穴位到阴阳八卦都以英文译尽诠释.学界认为，它深度打通中英两种文化，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编词典，是窥一斑而见全豹，其中处处可见文化态度和价值观。陆谷孙是英语痴人，深爱莎士比亚，却也为中华传统文化醉心;他编纂的词典“简繁兼顾”，目的是“希望通过英语，让两岸三地的文化身份慢慢趋同。”他编词典，态度民主、包容并蓄，尽量不用一锤定音式的单一答案，而是把众多实例收录其中，让人对词语的色彩感受深刻，但他态度鲜明，拒绝让词典成为“网民的涂鸦场”，“小鲜内”“直男癌”等词语，他坚决不收。

长期研究莎士比亚的陆谷孙，是外国文学的“知音”，但他要求学生热爱母语:“在学好英语的同时，一定要把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他时常为学生朗诵杨绛的一段文字，“我们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陆谷孙说，翻译是从一种文字出发，去“抵达”另一种文字的彼岸，他的学生说，先生内心深处的治学理想，是从另一种文化抵达中华文化，擦去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灰尘，让它们映照世界。

陆谷孙先生淡然拒绝了“泰斗”和“大师”的美誉。他的一生，不当挂名编委白拿稿费，不出席商业活动和荣誉须奖典礼，幽居斗室，皓首穷经，琢磨中英互译的美妙，其乐无穷地编纂词典。

陆谷孙先生最为享受的身份是——“教书匠”。复旦大学数千名研究生评选“十大杰出教校”，陆谷孙以最高分位列首，每逢他上课讲莎士比亚，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如同盛会，而陆家的餐桌，也是另一个传递人文思想的所在，格外今学生们留恋。早在一两年前，陆谷孙先生开始交代后事，自己珍藏的书籍和存款，不仅留给子女，也留给学生。

当时代很浮躁的时候，先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自己的文化担当与使命，陆谷孙先生不愿做大师，他乐为“匠人”，对这样的精神贵族，最好的写照，便是哈雷特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

(选自《环球》，2016年第1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

他这些年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了。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他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是乐在其中。

(选自2018年8月24日葛兆光的微博《悼念陆谷孙先生》)

中国古代“家”学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以及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的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性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等，这些差异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

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根本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摘编自《中国古代“家”学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