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辩。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壁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种辨证施治的实践精神，孔子的一些核心思想往往切中当时中国的病根，创造性地突出和强调一批关键词，将之注入历史过程的潜流之中，发挥着对社会病灶进行疏导和疗治的功能，推动社会由乱归治，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重新健全发展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仁、礼这类儒学关键理念，概莫能外。

首先，我们来考察“仁”的理念。“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向来没有疑义。在强调“仁”的重要价值时，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仁”升华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的弟子将此化为一种气节，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仁”是孔门道脉相传的一条脉络。

有意思的是，孔子重“仁”，却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导致《论语·子罕篇》一开头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实在使得历代颇有些解经者大惑不解：一部《论语》20篇中，有16篇用了109个仁字，怎么还将仁列入“罕言”之列呢？这主要要弄清楚“言”字的意义。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谈论仁，但那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且正面做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难免会造成“仁”这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但它也潜伏着一个好处，使仁的内涵和历史适应性留有不少弹性，以及可解释的余地。当仁解释为“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且与“爱人”，与“泛爱众而亲仁”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礼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法度，在十三经中有三《礼》，由此可见其互相阐释、互相补充的庞大体系。礼学体系的最终关切，还是以礼治国、以礼施政。政与刑，是通常的治国术，而在孔子心目中，德与礼是更得人心、更高级的治国术。因为“为政以德”，孔子是看得很高的，说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与德并举而置于政与刑之上，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因此，孔子教弟子执礼，也就是为从政准备人才。

孔子为何如此强调正名，强调礼乐，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名正言顺，礼乐雍容，而是到处存在着僭名越制，礼坏乐崩。曾有孔门后学说过：“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孔子作《春秋》所提供的此类鉴戒，从历史事例上展示了礼坏乐崩造成的严重政治效果。

在今天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与老年化的社会环境中，大众文化在大众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它的娱乐性使得民众的思考更少，它的五花八门使得民众沉入信息的海洋中无所适从，它的来自个人的不可确定性和庸俗与低级趣味的嗜好与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精英文化曾经是大众文化之前备受世界宠爱的东西，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精英文化是一种思考与担当的文化，它的发展依托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体验，依靠哲学式的逻辑和历史性的条理对世界的体悟和感知。因此，精英文化对于如何提升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品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精英文化的“前瞻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势必造成两者间的冲突。“先知性”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一直强调的，他们作为敏感的先觉者，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变革气息诉诸笔端，反馈给广大民众。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新文化运动。而与此相对应，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商业性和世俗化倾向，表现出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市场品性。因此冲突成为必然。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的“世俗追求”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中国文化自《诗经》的风雅精神开始就一直执着于高雅追求。“不直说，不说透，要收敛”成为长期以来的风尚，精英文化自觉地继承着这一风尚。而大众文化则带着鲜明的标准化倾向，即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同时它还兼有娱乐性，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这些都决定了这对矛盾的存在。而精英文化的“自律性”与大众文化的“他律性”之间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律性”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特征。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正始之音”，都受一种内在文化品格的限制，并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创作自觉。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没有这些，更多的是受外在技术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他律性”。这对存在于创作领域的矛盾，可以说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所在。

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精英文化的土壤源于大众文化。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在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得到提升，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精英文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反过来又能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藉以提升我们的欣赏品味与民族文化素质，尤其是在今天社会发展中，对形成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显得格外重要。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是作为文化形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文化能够对人们发生积极向上的引导和教育作用。无论是大众文化的精英化还是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二者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过程是不断地在发生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精英文化能够影响尽可能多的人，同时大众文化也能够进一步纯净和高雅化，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便又迈出一大步了。

（摘编自魏继新《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