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

盐河北岸，有一小村，依河而居。几十户人家，却散落在一条两里多长的古河套里。远看，乌蒙蒙一片，恰如零零散散的旧船被遗弃到河岸边。走到跟前，透过河堤上茂密的竹柳，才可辨出一家一户错落有致的小院及房屋间的石巷黛瓦。

此村，名曰犯庄。

乍一听，此处是出土匪、罪犯的地方。其实不然。

日伪时期，那里曾上演过一场貌似影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有两个偷偷摸进村里的小鬼子，被村里的男人打死，扔到村外的芦苇荡里。驻扎在盐河口的小鬼子追查下来，把全村的成年男子集中到盐河边的小码头上，架起机枪，限定时间，逼他们交出“凶犯”。否则，将统统杀死。

关键时刻，村里的陈铁匠站了出来。

陈铁匠说，小鬼子是他杀死的。   

日本兵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队长，看到陈铁匠站出来，嘲讽般地独自鼓起掌来。随后，那家伙满脸狐疑地走到陈铁匠跟前，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变换着指间的数字，问他：“你的，一个人，杀死他们两个？”

陈铁匠脖子一挺，说：“是。”

小鬼子“呦西”一声，随之，目光转向旁边陈铁匠的儿子，怒吼一声：“你的，不明白吗？”

小鬼子不相信陈铁匠一个人，能杀死他们两个日本兵。

当即，陈铁匠的儿子也被拉出队列。

在处置了铁匠父子后，小鬼子们仍不肯罢休。他们把村里的男人押上河边巡逻舰。说是要带他们到“据点”内继续盘查。其实，是强征他们到山东招远金矿做劳役。

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写信回来。

小村里，许多妇人听说那户人家有信来，都纷纷跑去看。信中提到几户人家的男人，在半道上逃跑，或是在开采金矿时不守纪律，被日本人给杀了。

那几户死去男人的人家，先是有妇人滚在床上或地上哭。随之，就有人帮着焚烧火纸。另有妇人们帮着收拾庭院，支起灵棚，支起锅灶，办一桌酒菜，来祭奠那家死去的男人。

此时，陈铁匠家的女人，一定会在这些妇人当中。因为，当初她家男人与儿子被日本人杀死后，村里的妇人们，就是这样帮她的。

但是，此番铁匠家的女人，在帮衬那户家人料理后事时，如坐针毡！她从那户人家的哭声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家的冤屈与愤懑。

“死鬼呀，你死得好冤！你跟着人家白白送死呀。”

盐河边的女人，哭亡夫时，都是那样称其“死鬼”。

人家哭她家的死鬼死得冤，白白地跟着去送死！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家男人是不该那样死的。究其原因，自然就落到铁匠父子的头上了。

整个村庄的男人被日本人掠去做劳役，都与她家的男人打死鬼子有关。所以，铁匠家的女人在那户人家做事时，半天不说一句话。

村子里的女人，表面上看不出她们是怎样恨铁匠家的男人和女人。但是，那些女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怨恨铁匠父子招惹祸端，给大家带来麻烦。以至于，性格刻薄的女人，在街面上与铁匠家的女人走个对面，都不搭理她。

这样一来，村子里再传来哪家男人死去的噩耗，她干脆缩在家里，不去做帮手了。再后来，她悄无声息地带着孩子，隐居娘家。

解放后，陈铁匠的后人想为他们因打死鬼子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先祖树碑立传。他们找到盐区地方政府。

编写盐区地方志的同志告诉他们，当年死在芦苇荡里的那两个“鬼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两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盐工，并不是真的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要自编自导那样一场惨剧，是为了向金矿输送劳工。

这就是说，铁匠父子打死鬼子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追认陈铁匠父子为革命烈士。为了一村村民，不惜牺牲自己人，不是烈士，又是什么呢？  

（有删改）

最坏的时代是因为好人都选择沉默

羽 戈

①“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此名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化，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变：好人的沉默。

②有待追根究底的问题，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漠然旁观，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③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红卫兵的皮带扣，不论是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面无人色，肝胆俱裂。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④然而恐惧与沉默的关系不止于此。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想象一下，当暴行发生时，观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没有人呐喊，没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将使暴行愈发肆无忌惮；暴行的猖獗，必将加速恐惧的弥散与传播。

⑤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我们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⑥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被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西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仅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抵消对暴行的反抗。

⑦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时，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就是沉默的代价。

⑧除了自由言说，公共言说亦如是。几乎所有的强权者，都企图压缩公共空间，将民众孤立为原子。公共空间的丧失，不但导致公德被败坏，还导致公共言说被扭曲。纵使经过数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说方式还严重依赖私语体系，混淆公私，无时不在，公共说理，亟须补课。

⑨这三点，尤其是前两点，大抵可以诠释“好人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警告的：“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 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树，死，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告诉我说：“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发帖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爱国志士兵逢甲

“春愁难遗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列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方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下闾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隐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接编自《台湾周刊》）

（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