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说曹操，曹操未必到？

近日，河南公布“发现曹操墓”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表示目前证据还难以支持“新说”。

研究汉魏石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说，他认为曹操墓的认定“非常搞笑”。专栏作家、历史学者陶短房认为曹操手下的军官墓里都可能放一把曹操用过的武器，“如果我非要说这是许褚的墓地，他拿什么反驳?”而与安阳隔漳河相望的河北邯郸也提出疑问，认为曹操墓更可能在漳河北岸的邯郸。

“确认曹操墓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刘心长的质疑集中在陪葬品、周围墓葬和头盖骨的考证上。66岁的刘心长，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从邯郸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岗位上退休，著有500多页的专著《曹操墓研究》。

刘心长的第一个疑点，指向那几块关键性的石牌和石枕。这些圭形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字样。刘心长的疑问是，曹操死后被汉朝皇帝追封“武王”，是在曹操下葬之前还是之后，这个时间无从查考。如果是在下葬之后，那么有没可能把墓再打开来，将刻上新封号的物品埋进去?刘心长还有一大疑问:“曹操在遗嘱中要求他的墓‘无藏金玉珍宝’、‘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那么在这个墓中出土的250件器物中，为什么会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物件，甚至玛瑙、玉石等珠宝?”

“曹操墓不可能是孤零零一个墓，周围会有群墓。”刘心长说，“曹操的大将夏侯惇死后也葬在邺城附近。如果安阳的墓周围有重要的文臣武将的墓，这也能说明问题。”刘心长在其著作中对曹操墓的位置进行了研究，他画出的曹操墓地图分为北区和南区。以邯郸和安阳分野的漳河为界，河北磁县讲武城乡以西和时村英乡中南部视为北区，河南安阳安丰乡属于南区，共5平方公里。两区都在曹操遗嘱所描述的方向上。刘心长说:“这两个区域都有可能，我更倾向于北区。”他的理由是，曹操主张“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从这一带的情况看，南区北临漳河，难以埋葬公卿大臣，且土壤肥沃，不符合曹操要葬在“瘠薄之地”的要求。

唐朝诗人王勃《铜雀棘二首》中也写道:“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刘心长解释说，高台即铜雀台，西北望即望向曹操墓。“从今天尚存的铜雀台遗址的方位看，如果曹操墓在安丰西高穴，那就是‘西南望’了。”

针对学者以及大量网友提出的质疑，挺河南的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昨日做出回应，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梁满仓。

疑问一：曹操死在了洛阳，怎么会选在古邺城建墓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正常。”梁满仓说，曹操的一生，与洛阳、许昌、邺城三个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许昌作为一座帝都，曹操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另外曹操也经常在洛阳活动。但曹操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邺城这个地方。另外，据考证，曹操家族的宗庙就修建在邺城附近。疑问二：为什么墓内没有墓志铭?“据我所知，在东汉同时期出土的墓穴当中，尚未出土墓志铭。”刘庆柱表示，墓志铭较多地出现在东汉以后的朝代，因此，曹操墓中没有发现墓志铭并不意外。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墓志铭和哀册这一标准来断定曹操墓的真假。疑问三：曹操是盗墓行家，为什么墓地没有重重机关?刘玉柱说，虽然曹操曾经做过盗墓的勾当，但称为盗墓行家，此说并不严谨。据他所知，大多数古墓中，也是没有所谓的机关的，曹操在墓中安装机关的可能性也相当小。疑问四：能否找到曹操的后人做DNA鉴定，确认一下?“谁能找到曹操的后代?即使找到了，谁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曹操的后人?”对此，刘玉柱表示，寻找曹操后人难度大，不太现实。

但有网友提出，可以找到当时曹氏家族的墓地，进而提取其家族成员的DNA，与曹操的头盖骨相比较，该做法还是比较有可行性的。但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来看，曹操的头盖骨中能否提取到有效的DNA，这个很难说，仍需相关专业人士确认。

罗丹的雕刻

熊秉明

雕刻的发生源自一种人类的崇拜心理，无论是对神秘力的崇拜，对神的崇拜，或者对英雄的崇拜。把神像放在神龛里，把英雄像放在广场的高伟基座上，都表示这一种瞻仰或膜拜的情操。雕刻家把神与英雄的形象具体化。他的创作是社会交给他的任务。所以雕刻家在工作中，虽然有相当的自由，可以发挥个人才华，但是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还要首先服从一个社会群体意识长期约定俗成的要求。有时，我们在庙宇装饰、纪念碑细部也看到日常生活的描写，有趣而抒情，然而那是附带的配曲。

罗丹的出现，把雕刻作了根本性的变革，把雕刻受到的外在约束打破。他不从传统的规格、观众的期待去考虑构思，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雕刻首先是一座艺术品，有其丰富的内容，有它的自足性，然后取得它的社会意义。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时候，一般观众，乃至保守的雕刻家，都不免惊骇，继之以愤怒、嘲讽，而终于接受、欣赏。他一生的作品，从最早期的《塌鼻的人》《青铜时代》，一直到他最晚年的《克列蒙梭》《教皇伯诺亚第十五》都受到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引起的波澜大小不同而已。

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从婴孩到青春，从成熟到衰老，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和欲，哭和笑，奋起和疲惫，信念的苏醒，绝望的呼诉……都写在肉体上。

摇摇他说“忠于自然冶，而在他的手中，人体已经开始扭曲，破裂；他说“尊重传统”，然而他已经把雕刻从纪念碑功能中游离出来。他所做的不是凯旋门，而是“地狱之门”。这是一大转变。凯旋门歌颂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而“地狱之门”上没有英雄。“地狱之门”其实也可以称作“人间之门”，而罗丹所描述的人间固然有鲜美和酣醉，但也弥漫阴影和苦难，烦忧和悲痛，奋起和陨落。罗丹用雕刻自由抒情，捕捉他想象世界中的诸影，诸相。雕刻是他恣意歌唱的语言。在罗丹手中，塑泥变成听话的工具，从此，在他之后的雕刻家可以更大胆地改造人体，更自由地探索尝试，更痛快地设计想象世界中诡奇的形象。现代雕刻从此可能。

说他的雕刻是最雕刻的雕刻是可以的，因为雕刻本身取得意义；说他的雕刻破坏雕刻的定义，已经不是雕刻，也是可以的，因为雕刻不仅具有坚实的三度实体的造型美，而且侵入诗，侵入哲学。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见雕刻的源起是可以的；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雕刻的消亡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雕刻在生命的波澜中浮现凝定，生命啄破雕刻的外壳又一次诞生。

他说：“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每天有那么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巴黎罗丹美术馆，在他的雕像之间徘徊，沉思，因为那些青铜和大理石不只是雕刻，那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向生命的窗子”。

（有删改）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