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孔子是位“温良”的教书先生,“温良恭俭让”是弟子对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谓“温良”,“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礼,又是内在的德性,圆融和熙,而低调谦抑,或是其精神底蕴。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对于人的操行举止,进退取舍,有着鲜明的恶骄而喜谦的态度。

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狂妄。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实即工言辞、善表暴,孔子直言“恶”之,鄙薄之意甚明。《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卫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却视之为“佞人”,“子曰：辞达而已矣”。本着“辞达而已”的立场,孔子讨厌信口开河的大言不惭,“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对于花言巧语,夫子更是十分鄙弃,他直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屡次记载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至于类似的表达,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反复的讥刺,足见孔子对“巧言”虚骄、“利口”自夸的憎厌。

孔子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伐”,“夸功曰伐”；殿,“军后曰殿”,常为智勇双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后,正说明他有勇气和能力,但他却以马行迟缓为由,不仅不自夸勇敢有谋,还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为赞许。另有一次孔门师徒欢会,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文中“无伐善”,即不自夸己之所长、所能,“无施劳”,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绩。书中虽未明记孔子的点评,但从夫子对颜渊的喜爱称赞来看,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浸润,换句话说,也流露了孔子对弟子“有若无”谦逊德性的嘉许。

孔子的“温良”实是其“不伐善”谦逊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谓诚中形外,显现出一位动荡时代智者“求达不求闻”的隐忍、坚毅精神。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9月2日胡发贵《孔子不伐善》,有删改）

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

①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经济学视角诠释语言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尔沙克。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

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索绪尔就定义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是，仅按照信息论的观点理解语言交际过程的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是不够的，它忽视了语言的经济功能以及所具有的产业特征。语言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如果说经济理论是对人类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话，那么，人类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便是自然语言。用经济学的视角来诠释语言，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③目前理论界对语言产业的定义还没有清晰地提出来，语言产业的研究少之又少，但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语言产业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他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的多层次的需求。从微观上讲，各种语言类产品能够提高个人语言技能，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满足个人多层次的经济需求。从宏观上讲，各类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据格林统计，英国就凭借着强大的英语产业，源源不断从各国获益，每年可以从中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语国家每年可以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

④语言产业外延很广，大体可以包括语言推广、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康复、品牌命名、计算机语言，以及对于以上语言服务支撑的技术产业。各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也会出现具有本民族或者区域特色的语言产业。

⑤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最核心的载体。什么是文化产业？有众多学者给予了定义，但都大同小异，例如有学者这样定义：文化产业是生产者以市场为基础，以专业分工为条件，以资本为动力，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其审美、求知、群体认同等文化需求的过程。文化产业包括报刊杂志业、影视音像业、出版发行业、旅游观光业、演出娱乐业、工艺美术业、会议展览业等等。从文化产业的外延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所衍生出来的职业基本上都与语言有关，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载体，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产业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行业，能够占领全球市场，主要于其语言的强势和语言产业的发达。

⑥许多教育活动及其硬件的生产，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组织，形成了与其他产业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教育产业，包括一些教育机构本身的企业化运作，为教育提供各种服务和各种硬件产品的企业以及非企业化却已市场化的教育活动等。由于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所以也可以说，语言和语言产业是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基础，语言教育产业本身就是教育产业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语言产业的一部分。语言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因此，语言产业的业态支撑点是教育。语言产业尤其语言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语言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教育产业的发展。

⑦“语言经济”比“语言产业”的外延要广，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活动的核心部分，但非全部，因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并非所有经济活动都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语言经济也是如此。语言经济与语言经济学当然密切相关，语言经济学本来就是把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因素作为表征变量，用经济学的工具来测度语言产业的成本收益、语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语言的经济力。因此，可以认为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也是语言经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对语言产业的研究是语言经济学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体现。

⑧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产业发展迅猛，比如，2008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总额达到84亿欧元，未来若干年将每年至少增长10%，语言产业因此列入若干最高增长产业之一，预计到2015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额将达165亿至200亿欧元。

⑨目前我国有总体的语言规划和一些语言战略措施，但还没有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笔者认为，应尽快统筹相关部门和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意义的、指导性的、有配套措施和政策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

《光明日报》（2012年03月02日）

国家有界 贸易无界

霍伟岸

①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②“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

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④“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⑤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X国第一”的口号其实从来不新鲜。于是，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⑥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 。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⑦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

⑧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

⑨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⑩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选自2018年9月号《读书》杂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