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

第一次接触香格里拉（Shangri-la）这个词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本简易英语课外读物中，“香格里拉”即世外桃源。但事实上，香格里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它就在中国滇西北一带。纳西话叫香格里；拉，只是词的后缀，中甸一带康巴藏民族称它香巴拉。它开始被世人关注，是缘于一位俄国导演1937年拍的电影《被遗忘的王国》。影片中这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有高原雪山、蓝月亮峡谷、森林牧场牛羊，还有与自然和谐依存的民风。它激起了世人寻梦的热情，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个名字：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者·洛克。

洛克1884年出生于维也纳，1905年去美国求学。1922年他以植物学教授的身份到云南丽江采集植物标本。这一方水土立刻迷住了他，从此他把灵魂融入了这方水土，一住就是二十年，从事纳西族民风、民俗、文化、宗教研究。和以往一些西方探险家不同，洛克对他的考察对象不只是充满好奇，更没有白种人的偏见和野心，而是充满感情。他有过“与我的纳西族朋友共存亡”的诺言，并带着偏爱,称纳西人是“纯朴的大自然之子”。

洛克无疑是可敬的。但是香格里拉是一个客观自然的存在，洛克到来之前，纳西就有了自己的学者和文化人。换一个角度讲，正是香格里拉的一方水土，改变了一个西方学者的命运，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洛克，为什么不能说香格里拉发现了洛克呢？我看就像他评价他的纳西兄弟一样，称他是“大自然之子”更平等一些，更合适一些。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香格里拉发现了洛克，也同时发现自己。

“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这是套用一个现成句式。拉美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写过一篇散文《让美洲发现自己》，他是有感于西方世界数百年的偏见而写的。在哥伦布的船队到达美洲之前，那片大陆就自然地存在着，后来者占有了“发现”的专利权。“从此以后，印第安人就一直被判为终身有罪”，遭到灭绝性的杀掠。所以他说“1492年，美洲被入侵，而不是被发现”。而美洲的希望则是在它“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因而，对于香格里拉来说，问题关键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是一个美好的真实的存在，这也许是“自己发现自己”的含意。

人们通常把美好的地方都比做世外桃源，可见人类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抱有怀疑。人们说世外桃源，就是说世上没有，这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世外”，可以理解成人类还没有实现的思想，若说哪里是世外桃源，就是说哪里已接近或实现了理想的蓝图，那它其实就是世上的桃源了。一旦回到世上，就是人类的势力范围了。那么世上桃源还可以叫做世外桃源吗？或者说世上可能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吗？

如今的香格里拉是行进在通往理想境界的路上。什么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到和那里的自然风光一样美丽，“恢复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了，什么时候可以说它真是，或接近香格里拉了。

到那时香格里拉的词又应该发生变化，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都可以把它译做世上桃源。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斩断。

因此，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

本世纪初，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致”，“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摘编自《新华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