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画中的美学趣味也在变化。从北宋前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无我之境”便逐渐在向“有我之境”迁移变异，这与占画坛统治地位的院体画派的作风有重要关系。以愉悦帝王为目的，甚至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北宋宫廷画院，把追求细节的忠实写实’发展到了顶峰，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院体画的重要审美标准。于是，柔细纤纤的工笔花鸟很自然地成了这一标准的最好体现和独步一时的艺坛冠冕。尽管已开始有与此相对抗的所谓文人墨戏，但整个说来，上行下效，从院内到院外，追求细节真实日益成为画坛的重要趋向。

与细节真实并行而更值得重视的院体画的另一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力提倡。虽然以诗情入画并非由此开始．但作为一种高级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的自觉提倡，并日益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学标准，都要从这里算起。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为中国山水画的自觉要求。但院体画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而主要是从书面诗词中去寻求诗意，这是一种虽优雅却纤细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到南宋院体画中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从而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意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画家马远、夏硅以及其他人的许多小品，这一特色便极鲜明。它们大都是在颇为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某一特定的诗情画意来。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再是北宋那种气势雄浑邈远的客观山水。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定的方向，引向更为明确的观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因为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已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仍从属于对自然景色的真实再现这一前提之下，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行程之中，是厚重的院体画而决非意气的文人画，基本仍应属“无我之境”。而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三种艺术意境——“有我之境”，则要由元代文人画来确立。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被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孩子从小没有被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选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赶超国际水平。

（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以突破底线、抄袭胡编、搜奇媚俗为创新，一切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选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一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一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大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庭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礼”的主要内容,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