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千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驴背上的“状元”

丁宁

解放以前，当代的名作家中，怕很少有人像赵树理那样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和传说。

我在没有见过他以前，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黑黑的脸，头戴瓜皮破毡帽，身穿土布老棉袄，腰间还捆着一条一尺宽的布带子，每逢开会，必定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伸进胳肢窝逮虱子。如今的人，一听说虱子就害怕，可在战争年代，哪个人身上没有？那时，大家幽默地把虱子叫“革命虫”，意思是，要革命就免不了要生虱子。至于赵树理，成天价和贫下中农泡在一起，而以前的农民，生活苦，条件差，哪有不生虱子的，所以传说老赵身上的“革命虫”就格外多。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赵树理生下满一百天时，爹妈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向人借了块雪白的“大头洋”，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触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驴的鞭子。他爹见此情景，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长大，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了。果不其然，赵树理自小就和小驴子交上了朋友，识得几个庄户字，少年时，就坐在驴背上编唱本。

五十年代初期，在作家协会，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闻名遐迩。令人奇怪，我觉得他和传说中的模样儿差不多，只不过脸不算太黑，可也不白，穿的是普通干部服，干干净净，显然藏不住虱子。旱烟袋，换上了烟斗，吸着自己烤制的烟丝儿，香喷喷，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怎么看，都像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只是那双饱鼓鼓的眼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悲天悯人，深藏着智慧。

有一天，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儿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烤烟，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老汉说：“看你这老哥，也像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老汉高兴地给儿子介绍：“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儿子和在场的人都一齐大笑，把老汉笑得一愣一愣。赵树理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腔，带着嗡嗡的余韵。听时必须聚精会神，他词汇丰富，语言幽默，一开口，必定引出别人的笑声。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那个“驴背上的状元”的传说，他自己竟从未听说过，但也很赞赏这个故事，他说，虽然是胡编的，可是编的人有点才，因为抓住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自小到大，确实赶过小毛驴，也确实和小毛驴交过要好的朋友。

春日融融，他赶着小驴到山地里送粪，回来时，在崎岖的小路上，扯着驴子的尾巴，稍稍打个盹儿，然后高声背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背《百家姓》《千家诗》。他最感兴味的是上党梆子，常常手拿唱本，一会大嗓，一会小嗓，哦哦呀呀地高声唱。

秋天到了，又赶上好年成，他和小毛驴穿行在散发着谷香的金色小路上，这时，他哼着动人的民间小曲，小驴在前面走着，四只蹄子踏出轻快的节奏，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根削制得滑溜溜的短棍，当作锣鼓槌儿，在小驴屁股上那块三角形的护皮上，欢快地敲击着：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敲到得意的时候，小驴子也兴奋得腾起后蹄跳跃起来。凡打击乐器，赵树理件件精通，这一整套本事，都是在小驴的屁股上练就的。

记不得哪一年，他被邀到一个区的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作辅导写作的讲座，去时，人还没到齐，他发现室内摆着一套锣鼓，便情不自禁敲打起来，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也在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地颤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交响乐”中。却不知，会议室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是二三十个人听讲，一下子变成几百个。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三弦，那“工尺”符号的古乐谱，也很精通。这大约不会都是在驴屁股上练出来的，但可以想见，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据说，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家乡凡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吹打乐器的首席演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