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妈妈

王春鸣

①我常常想象，母亲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36岁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年轻的样子，因为，从我出生，她就是一个母亲了。印象中她总是弓着身子在一台老式脚踩的缝纫机跟前，绣帐沿，绣枕头，绣牡丹和鸳鸯。我犯了错误，就站在她的缝纫机跟前给她训，她看也不看我，不停地换线，牡丹花的叶子，就渐渐从鹅黄到浅绿到墨色了。

②她都训我些什么呢？温文的她实在不会说恶毒的话，也没有上过几年学，说不出一套套的大道理来。只是说，你怎么又考七十几呢？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像我这样过苦日子。

③我心说你的日子苦什么，天天绣着这么美丽的花，又不用做数学。一个水池一头放水一头进水，放水慢，进水快，这样几小时水池能装满水。这么浪费的应用题，我每天都要遇到，又哪里如绣一只蝴蝶来得有趣呢！

④所以每每遭到训话，我都虚情假意地皱着眉头，装出悲哀和沉重的样子，握着我实在拿不出手的试卷站在她的缝纫机前面，神游太虚，看着墙上母女俩晃动的影子，根本听不见她说了些什么。

⑤直到她用略高的声音喊一句：“听到没有？”我才一惊，立立正，“听到了！”立刻飞奔出去玩了。

⑥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怎么一次都没有听全妈妈的训话，就让她的教育失败了。我连大学都考不取。她为此流过多少眼泪我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她训完之后又问我：“听到了没有？”我一惊一乍地立立正，说，听到了。

⑦正准备开溜，她又多问了一句：“你听到什么了？”

⑧我当然什么也没听到。

⑨她就趴在绣花绷子上哭了，那块布是浅粉色的，被她哭出了好几个深粉色的大圆点，一支牵牛花已经绣好，正在往里嵌金丝银线。起初我很想趁她哭的时候，扯一段银线来玩。可是她太伤心了，以至于我也跟着伤心起来，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发誓说我以后不这样了。那时爸爸在外地工作，不经常回来，也许她哭着哭着就想爸爸了。因为我哭着哭着也想爸爸了。想爸爸回来的样子，他的黑色人造革包挂在自行车龙头上，脚一踮就停在了家门口，我正把自己缠在晒着的花生藤里玩。爸爸看见了，说，胜玉，你买了一头小猪？我连忙顶着一头的枯叶子站起来，哈哈大笑着，说，爸爸，是我呀！

⑩许多年过去了，我读到一句诗：你召唤我成为女儿，我追随你成为母亲。对那个年轻的妈妈的思念，于是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好好看过妈妈呢？她长了第一根白发，她开始得上胃病，那都是在有了我以后的事啊，可是我都没在意过。有时候我在镜子里看自己，希望找到年轻时妈妈的容颜，可是她说不像。即使我穿上她的衣服，那些旧的，家织的，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她还是摇头。

⑾我的人生轨迹，难道没有一点和她重叠、交合的地方？还是她不希望我像她那样？

⑿就这样，我在一个远离她的地方思念着她，窗外下着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她要生日了，六十岁的本命年，一只额头上布满皱纹的生病的虎。即使她将头发全染黑了，穿上爸爸给她买的红衣服，还是掩饰不住她的衰老。我想在淘宝上给她买一辆老式的缝纫机，她说要蝴蝶牌或者飞人牌的，以前实在没有钱，只能用熊猫牌的。填送货地址的时候我发现我忘了妈妈的地址，那个生养我的乡下的地址。

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学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摘编自《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有改动)

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 “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是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曹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

青衣是京剧中的重要行当。《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大登殿》中的王宝钏、《锁麟囊》中的薛湘灵……她们温良谨顺，支撑着岁月中平淡的日子。青衣是① ，更是 ② ；青衣不是③ ，而是 ④ 。青衣的脸上是凡尘女子的表情，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无论生计多么艰辛，她们总是以女子的柔韧和聪慧，让人觉得世间的岁月水远山长，意趣无限，（甲）（xījì）无限。然而艰辛毕竟是苦，青衣的苦，是出嫁离家的苦，是生儿育女的苦，是没米少柴的苦，是红颜渐凋的苦……是千百年来女子心底的苦。所以最怜惜青衣的，恰恰是女人自己。青衣在舞台上轻移莲步，浅笑低颦，只不过带上了（   ）（顾影自怜/茕茕孑立）的苦涩意味。她们的戏，一半儿演给观众看，一半儿演给自己看。

人间很多的女人，历经岁月之后，都会成为青衣；很多的男人，阅尽红尘以后，都会爱上青衣。青衣最后的归宿，就在这些了解到人世（乙）（cānɡsānɡ）的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