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把有用物资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有利于改善垃圾品质，使得焚烧（或填埋）得以更好地无害化处理。以垃圾焚烧为例，垃圾分类能助力焚烧处理做得更好，可起到减量、减排、提质（改善燃烧工况）、提效（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依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生活垃圾分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类，不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等餐厨垃圾，电池、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废纸、食品袋等其他垃圾。其中，餐厨垃圾约占垃圾总量的40%-60%。

垃圾分类，国外发达国家施行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垃圾后期处理阶段，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这是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提高垃圾处理科技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制造产业（垃圾分类设备、垃圾转运设备）的发展。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这种完整的垃圾分类产业链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

（摘编自孙小婧《垃圾分类，引领绿色生活》）

材料二：

图表1：2009—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处理场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2：2014-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变化图

材料三：

做好垃圾分类是解决好垃圾问题的重要前提，但并不是垃圾处理的全部，垃圾处理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环节同时发力。目前各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正加大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4个环节中后3个环节的投入，包括垃圾分类收集车的购买等，实现从投放到运输再到处理的整体链条分类，避免“先分后混”等问题。

事实上，实施垃圾分类并形成完整产业链改变的不仅仅是垃圾处理方式，这一举措也将改变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比如，餐饮外卖要不要配送许多餐具、网购商品包装能否尽量减少胶带和泡沫塑料、礼品包装能否更加环保……显然，从前端的人人分类投放到后续各个环节，垃圾分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城市垃圾管理不能只是一阵风，而需要各界同时发力，扎实推进。

（摘编自亢舒《垃圾处理，不只“分类”这点事儿》，《经济日报》2019年7月12日）

材料四：

初次到欧洲生活的人，往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垃圾分类问题，因为一觉醒来你就会面临家里垃圾怎么倒的现实问题。不少人因不懂这个“规矩”而被当地人“教育”。

垃圾分类意识并不是天生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磨砺，离不开教育宣传的引导。在欧洲，环保意识从幼儿因就抓起，在大众媒介和各种展览会上，推介垃圾分类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教育宣传的引导，为形成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奠定了基础，而伴随着完整的垃圾分美产业链的形成，久而久之，垃圾分类会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并进而会影响社会教育理念，让国民关注生活中每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提升国民环保理念。

（摘编自向长河《从“倒垃圾被教育”看国外垃圾分类》，2019年06月09日）

互联网空间也被称作“赛博空间”，这一称谓实际上和一项与互联网诞生息息相关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诺伯特·维的在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 cybernetics)”， “cybernetics”其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作之术”。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堆纳和阿图罗·罗格布鲁斯、朱利安·毕格罗在1943年提出的“负反馈理论”。反馈理论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回到输入端并形成新的出结果。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似，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增大，形成正反馈；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反，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减小，形成负反馈，进而使得系统趋于稳定。对互联同发展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当今所来用的互联网应用架构，源自美国军方在1969年发布的“阿帕网”。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投入运行。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和资助方所暗示的，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互联网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 DARPA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虽然名称中不带有“国防”元素，但是这个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并且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苏联在前一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在“阿帕网”的孕育过程中，控制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其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两个同样受美国军方资助和影响的科研机构，前者负责解决军事沟通中的嗓音问题，后者则直接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利克·里德在1962年告别大学前往国防部高级研完计划局担任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大约资助了全美70%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而在这过程中，除了包括 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家自然基金等美国军方和政府主导的科研资助外，贝尔实验室、梅西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组织也通过举办研讨会、科研合作等方式资助相关研究，构建起了军队、政府，工业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的“铁三角”，塑了一个“通力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创新典范”。

苏联在1950年代就初步完成了“综合自动化传播网络”和“国家计算中心网络”等军事网络系统。在1962年，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提出，为了更加精确而实时地获取全国经济核算数据，完善计划经济的信息规划和管理体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系统(OCAS)”。在这一民用互联同系统的构想中，甚至还明确了网络节点架构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结构——这一结构在保障节点之间互相连接的同时，还明确了个别母节点的授权机制。然而，历史的最终进程很显然昭示了格卢什科夫的伟大构想终究只能成“构想”。苏联的互联网发展因为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地方官僚的破坏，最终以格卢什科夫的去世告终。

1970年，在美苏争霸之外的第三世界，发展出一条“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统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塔福德·比尔主持开发一套名为“Cybersyn”的赛博协同项目。 比尔设计了一个三级协同系统:一级系统负责监控二级和三级系统是否按照系统目标运转，二级系统负责横向协调三级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得三级系统的各部分知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三级系统则需要知道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执行有益于该目标的行动即可。智利的五联网探索具有杜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必然。美国的贸易禁运，使得智利既离了全球市场，从而“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术”，依靠车间工人能动参与的“先进设计”；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智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小于苏联，使得互联网系统灵活调控经济成为可能，而凝聚全国共识的阿连德政府有效避免了官像体系的内耗。然而，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阿连德饮弹自尽，“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开始焚毁项目数据和资料——新技术的诞生、发展、爆发和消亡，最终还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