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 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 “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 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 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 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景，抒了情，还言了理。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全文有删减）

科幻文学通常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幻想的外衣，表达作者对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认知和思考。一直以来，科幻文学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发展也十分缓慢。

科幻写作费时费力，投入巨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极高，也因此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而读者的分布不均且数量不多，也导致出版机构不敢或不愿涉足这一领域。1979年《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创刊，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1998年创办于天津的科幻杂志《科幻时空》定位于“大科幻”，先后发表了当时国内一线的科幻小说作者星河、叶永烈、韩松等人的作品，还翻译引进了日本科幻小说家星新一的作品。不过，好景不长，虽然新杂志定价并不太高，但出版发行两辑后，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编辑出版投入巨大等原因而遗憾停刊。科幻文学发表阵地的严重匮乏，也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一大痛点。

不过近年来，我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出版赶上前所未有的机遇。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长篇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三体》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8年11月9日，刘慈欣又获得克拉克基金会颁发的2018年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据去年11月召开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公布的数字，2017年全国新出版和重版的科幻图书共232种，其中新书占比约23.6%。根据刘慈欣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于2018年底的贺岁档上映，成为现象级科幻电影，票房有望达到47亿人民币，并且围绕这部电影形成诸多热点话题。而随着更多的科幻小说被改变为电影、网络剧、网络电影，更多的科幻发表平台的问世，可以预料，2019年将是中国科幻的发展“大年”，科幻文学将迎来黄金时代。

（取材于赵强等文章）

《流浪地球》体现了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差别。《流浪地球》将中华文化元素和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注入电影，既让观众体验到浓浓的人情味，也让中国文化元素有了新表达。

在好莱坞电影中，当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时，情节设定可能是英雄人物登上太空飞船远离地球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是《流浪地球》却反其套路，人类带上地球一起去“流浪”。中国人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论距离多远，遭遇怎样的挑战，都愿朝着家的方向努力前行。正是这份“乡土情怀”，让人们有了“带着地球一起流浪”的念头，奠定了整个电影故事的发展基石。

《流浪地球》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是的，只有敢于“与天抗争”，才有生的希望。“与天抗争”的豪情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与面对末世求生的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即便2500年、100代人的“流浪之旅”未必定能成功，人类依然选择离开太阳系；即便科学家已经测算没有可能，人类依然用空间站的燃料以死相搏。中国人始终坚信“人定胜天”，甘于奉献、不惧牺牲，用坚持和努力点燃希望，走向美好。甚至《流浪地球》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郭帆、吴京等电影人不退缩、不放弃的结果。

与西方科幻片不同，《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惯用叙事套路，而是以40余万人、5000台发动机、7万个火石，以及剧情最后各国救援队调转车头，驶向背离家园的方向等宏大场景，讲述了全人类集中力量成功拯救自我的故事，成为了科幻片中的“一股清流”。而这就是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清晰理解，对“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理念的深刻阐述。现实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与此。

《流浪地球》的走红，对于本土科幻作品的未来发展更具意义。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取材于《<流浪地球>：中国文化元素的新表达》，有改动）

科幻电影有“硬”和“软”之分，区分“硬科幻”与“软科幻”的标准在于科技含量的多少。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饶骏认为，“硬科幻”应该是以某一科学原理和技术为主题(或是故事背景)，主要的情节推进、场景表现、道具细节等等要比较严格地遵循物理法则，符合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各项技术之间的平衡配套展示，这一点是绝大部分科幻电影最易产生bug(漏洞或缺陷)的地方，达到了以上要求和条件的科幻电影，才称得上“硬科幻”。“软科幻”并不是非常注重技术和科学原理，甚至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很小。

饶骏认为《流浪地球》不能冠以“硬科幻”之名。《流浪地球》的“硬”，更多的在于特效、背景和道具所呈现的科技感与工业感上。《流浪地球》一开始就交代了人类和地球不得不“流浪”的原因，即不远的将来，发生了“氦闪”的太阳急剧衰老和膨胀，地球面临着被太阳吞没的灭顶之灾。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看来，太阳发生“氦闪”的概率微乎其微，更不会突然衰老和膨胀。大概数十亿年之后,太阳才会退出“主序恒星”的行列，衰老和演化为“红巨星”。

电影中，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暂居于地下城的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的第一步，即于各个大陆板块布设行星发动机、停止地球的自转，而“领航员号”空间站执行“火种计划”，以防“流浪地球计划”失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从现有的科学认识和工程技术、以及未来数百年里人类可能实现的科学进步和技术突破来看，建设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和“领航员号”级别的空间站等等，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流浪地球计划”的科学性和工程可操作性都值得商榷。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表示，中国科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仍有25年到30年的差距，只有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国家科技实力足够强大，拍出的科幻片才能更被观众信任；中国电影人要让更多的资本方看到中国科幻类型电影成功的可能性,随着更多资金的进入,会有更多的中国导演有机会尝试拍科幻片,为科幻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信心与机遇。

（取材于《中国硬科幻曙光已现，但还需再等一等》，有改动》

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生存的“动态”和“变化”的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性，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称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