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峦

筱敏

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历史称之为贵族革命。

②那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龌龊的时代，除了匍匐于王权靴下的草芥，任何生命都不能生长。然而，恰恰是窒息生命的统治，使自由成为一种焦灼的渴望；恰恰是腐质土的堆积，迫使一种名叫崇高的生物直立起来，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生长。一群心怀使命感的贵族青年站到了起义队伍的前列，并且沿着这条因自由的火把而延伸的道路，走到了绞刑架下或者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要理解这种崇高的生命必须有同样崇高的心灵。一位政客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这样一种无耻的“幽默”，除了表明其躯壳能增长腐质土的堆积，其灵魂卑贱地受着王权专制的役使之外，难道可以给予崇高的生命些许蚀损吗？

③百余名十二月党人带着镣铐到西伯利亚去了，并将在苦役和囚禁之下终其一生。他们的罪证是对祖国的忧虑和挚爱，对奴隶的关注与同情。在那条被他们的歌声和镣铐敲击过的驿道上，那条漫长的，永无终了的，直插入蛮荒和苦难的驿道上，远远地追踪而来的，是他们年轻的妻子。

④这些年轻的女性，这些在乳母的童谣里和庄园的玫瑰花丛中长大的女性，这些曾在宫廷的盛大舞会上流光溢彩的女性，这些从降生之日起，就被血缘免除了饥馑、忧患和苦难的女性，歌剧院中不曾演过，噩梦中也不曾见过，那些属于旷古和别一世界的悲剧，突然集中在一个流血的日子里，利刃一样直刺入体内。生活因此断裂。狂泻的泪水，突然就把她们冲到春季的彼岸了。

⑤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砾，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 面对昏蒙了数百年的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那一线由她们的丈夫们的英勇而划开的皎白的边幕，选择难道是必要的吗？

⑥像踏过彼得堡街角的积雪，她们踏过沙皇那纸特许改嫁的谕令，在“弃权书”上，签署她们从此成为高贵的标志的姓名：放弃贵族称号，放弃财产，放弃农奴管理权，甚至放弃重新返回故乡的权利——难道那一切是人的真正的权利吗？那些虚荣的玩具曾经掏空了多少生命？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怎么可以忍辱屈膝，把青春重新搅拌入豪奢的腐朽和华贵的空洞呢？

⑦那一年的冬天，日照极短，枢密院广场的落日残红，如同一环火漆，永不启封地封存了轻盈的过去。从此，她们站到悲惨和苦难之中了——到囚徒那里去！女性的爱，其最本质的激情是母性。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就让病弱者和受难者靠在她们肩头吧，她们的臂弯里，不是有一种浴雪的乔木在生长吗？当她们以永诀的伤恸吻别熟睡的幼子，以微笑排开威吓和阻挠，任由恐怖和厄运箭矢一样穿过她们身心，孑然跋涉数千俄里，走到她们的丈夫身边的时候——爱情，还仅仅是一个花朝月夕的字眼吗？

斯人独憔悴

迟子建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独具个性的生命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比较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当然也未能免俗。

细细算来，从我开始小说创作至今所发表的三十万字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写下层人的生活的。这一回顾连我自己也略为吃惊。

我出生在北极村漠河，在那里度过了我孤独寂寞的童年时光。那里有我的外婆和外祖父，他们曾经给我讲过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我现在还常常回忆起当年讲故事的情景来。

晚饭过后，农人家里忙过了该忙的事情，就要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生活太单调，他们疲惫的呵欠声常常同日头一起落山。而且，那里一年难得看上一场电影，那么，晚饭之后的茶水和故事就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了。每逢这个时刻，我就带着我心爱的狗（它叫傻子，后来我把它写入第一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和这条狗一起挤入听故事的人中，直听得心儿不知飞到哪里，仿佛魂都丢了似的。

那便是我最早的启蒙文学。它不是唐诗宋词，而是于民间的那种质朴而又奇诡、光怪陆离的故事。

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坐在夕阳西下的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的那一团团金色的晚霞的时候，我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我的童年生活，二十岁那年把它整理成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的《人民文学》上。

从此，我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实在不是一条坦途，这实在不是一个美差。

我需要读大量的书来丰富自己的心灵，我需要走南闯北去看世界，而时间和日常琐事又常常打乱我的计划。

因而我的创作有它不可否认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它还没有达到从一个宏观领域的高度去把握和观照生活的那种让人叹服的洞察力。

必须承认，我将来如果不超越自己，只是在我的童话世界里流连忘返，那么我的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而超越自己是多么艰难。它要养精蓄锐几时、苦苦求索几时，才能获得一个瞬间的辉煌。

但我仍要孜孜以求那辉煌。不管它最终实现与否。

今年五月，在泉州附近的静峰寺山上，我看见了弘一法师的手书遗言：“悲欣交集”四个字。据说，他的出家一直是个谜，他出家后他的妻子曾跪在寺门外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他也不动一丝恻隐之情。我以为他伟大。而他临终的遗言却使我对他的伟大产生了怀疑。因为真正的出家人，无所谓悲，无所谓喜，而他生命之终极之时，仍能感受到“悲欣交集”，可见凡心难泯，他未能来一个彻底的超脱留与后人传说。但我左思右想，仍然认为他是伟大的。

他的伟大便在于他把自己难以超拔的心态毫不保留地馈予人间，还给人间一个真实。他便是不朽的了。

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写作的故事。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留给人间的十部不朽的作品，早已闻名世界。他一生中唯独喜欢咖啡。每逢写作之时，他总要把咖啡壶放在写字桌旁，一杯一杯地饮下去。他创作的欲望和情绪在膨胀，而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地垮下去。丰富的精神生活把他推到一个波涛汹涌的极致的境界，可渐渐衰竭的体力却把一个血肉之躯慢慢地推向上帝的虎口。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销蚀的过程。

我们要完善自己，因而不怕销蚀。

（选自《姹紫嫣红开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