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东栅

东栅，是乌镇东边的一条街。2005年，我初到乌镇，进大门便看到几只乌蓬船泊在澄碧的河里，河边青檐黛瓦的房子静默如画。镇中心有一个戏楼，往西是西栅，东边即东栅。长而弯曲的石板路，错落整齐的老房子，就那么静静地在我面前延展，我一时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在故乡。

在被岁月磨洗得光滑洁净的石板路上，我独自慢慢走，慢慢品味着每一道厚实的木门，每一扇木格窗户。悠长的小巷深处，低矮安静的门楣里，一定深藏着无数的沧桑与故事。林家铺子里寂静无人，柜台上光溜溜的，静默的物什无声地暗示着曾经的热闹。茅盾故居就坐落在林家铺子斜对面，走进去仿佛就把满屋子的书香带在了身上。

河边的木板房里，有几家店铺。一位老太太坐在柴火灶前卖点心，热气腾腾的蒸锅上，是用荷叶包着的粑粑。我买了一个剥开来吃，那淡淡的甜味、清清的荷香让人回味隽永。临街住房的门半掩或敞开，里面的人说话声音极小，有老人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有女子低头缝着蓝花布包……我的脚步不想迈动，真想留下来享受这静谧安适的日子。

东栅尽头，几个女子在河边浣衣，小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我伫立在廊桥上，左岸回廊人迹寥落，中间河水碧澈如镜，右边民居似水墨画。在渐渐退去的夕辉中、乌镇就如一位恬静的古典女子，着蓝花布衣，坐在河边默默与我对视。我读出了她的简静，安详，内敛，而她也仿佛看出了我的芜杂，浮躁，虚荣……我竟不敢与她长久对视，于恋恋不舍中落荒而逃了。

2010年夏再到乌镇，恰逢上海举办世博会，许多游客蜂拥而来。素净的乌镇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河边，街上，小巷，桥头，到处充斥着导游沙哑的声音、游人的吵嚷和攒动的人头。窄窄的石板街上，游人挨挨挤挤，前脚抵着他人的脚跟，后脚可能被人踩掉了鞋子……乌镇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显得喧嚣和烦躁。

东栅临街的人家大门紧闭，似已没人居住的房子杳无生气。河边也消失了浣衣的女子和玩耍的小孩，而那河水，已由澄碧变成黯深的绿。踩在东栅的小街上，我似乎听到青石板的哭泣。有导游说，西栅已将临街临河的房屋改造成了度假村，供游客住宿玩乐……我咽喉发干，心底苦涩，脚步随着人流匆匆向前，只想快速逃离。

梦中的故乡没有了。乌镇这位江南静女，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已变得面色黯淡，妆容不整，她似乎也逃不出周庄的宿命。在人们从文化遗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也随之慢慢消逝。

再见了，我的东栅！你已渐行渐远，我只能在记忆里把你留存，由此而来的思念却越来越浓。

（选自《短篇原创文学·散文精选》有删改）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黑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

王烈：甘做乡野一画贤

罗先哲

王烈学画之初，就对竹兰情有独钟。四十余年来，他对宋代文同至清郑燮、蒲华等一百五十余位兰竹大家的作品，逐一反复研究，探索其神韵，得其精髓，力创新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殿堂。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烈得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家中有一部日文版的《支那书画大成兰竹集》。这部书在山东已是孤本，于先生视为传家宝，从不外借。一个深秋飘雨的季节，王烈从淄博赴济南于先生家登门求借。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当场作画。于先生被王烈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破例将画集借给王烈，但与其约法三章：一是只能自己看；二是必须亲自送还，不准邮寄，不准托人捎送；三是限期七天。王烈抱起画集，如获至宝地急速赶回淄博。他买了几大包饼干，提了几暖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五天六夜，他未走出房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又临摹了二百八十六张兰竹画。第七天中午，王烈赶往济南，推开于先生的家门。当于老得知他在五六天内竟然临摹了那么多兰竹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烈异常疲惫地赶回淄博，回到宿舍怎么也脱不下鞋子——脚背肿得撑破了皮，小腿肿得像牛腿。正是凭着这种执着精神，他的绘画技法越来越精。

“师从古人，师从造化，师从我心”是王烈从事国画创作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20 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王烈九下江南写生。其间，同去的画友都忙里偷闲逛城市、买东西，他则一头扎进竹林里，细细观察体会，找素材、写生，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风雨雾露、春夏秋冬，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竹子的变化，历历在目，颇有心得。每次从江南返回淄博后，几百张写生素材摆满了床上地下，王烈一张一张地回想着翠竹的长势与变化。一时兴起，挥毫即作，江南幽篁，亭亭立于纸上。每一张画中，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才智，韵味无穷。

在传承与变革的问题上，王烈经过多年的思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是探索画竹的构图，大胆创新，不拘泥于古人，亦不蹈今人，精、简、奇、崛；二是在题款上，善于用简洁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词语，使题款与画作和谐一体，珠联璧合。东营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王烈先生的兰竹，按其功力来说，已经可以进入大师之境界，但先生的闲云野鹤孤傲不群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

“闲云野鹤，孤傲不群”。王烈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这种品格。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已届不惑之年的王烈，远离闹市，在颜山城南山顶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原是看林人的山房，这座小山房，不足二十平方米，四周无路，全是碎石，路滑难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他才下山到单位去，平常就在此专心致志地创作，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十分舒心。

1993年内退后，王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利津县台子庄的老宅子里。干干净净的农家院落，低矮的院墙，简陋的木门，门上方镶着“兰竹苑”的牌匾，院里栽种着翠竹和兰草，满院滴翠。屋前有供来访朋友喝茶、聊天、下棋用的石桌石鼓。堂屋门口贴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泥舍久居心自乐，下联为：篱院长守身更舒。横批：老屋隐士。

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何避居乡间，王烈坦诚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遗憾和愧疚？决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地位、金钱和荣誉，而是作品缺少激情和灵感，没有把内在的感情倾泻出来。艺术需要孤独，艺术家需要静心。”

王烈对自己的绘画要求非常严格。每次画好一幅画，总是要挂在画室的墙上自己先看。看上几天后觉得不足，心中萌生出新的章法和构思，就铺纸挥墨另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每作一幅画他都认为不完美。“画，愈画愈难。”这是王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时常对人们说：“我画画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在起跑线上。”

王烈在艺术创造上一贯主张求真，鄙视哗众取宠，不愿包装与炒作，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国画艺术的探索。不逐名利，务实自励，默默耕耘。“退掉官方协会茧，甘做乡野一画贤。写兰写竹写自我，自由自在天地间。”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