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掌受商人便钱给券”，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

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

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可以说，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店铺为了解决当地铁钱流通给交易带来的不便在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其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交子的产生发展与信用的发展关系密切。其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促使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第四，解决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困难时，宋政府就大力发行各种信用票据，增加纸币的投放量，迎合财政的需要。当因此而引起尖锐的矛盾时，又通过调整信用的措施平息。

——王芳《宋代信用的影响和特点》

【小题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朝廷的官方信用体现了国家信用，其通常是借助政权的力量，经营多种金融机构来体现国家信用。

B．榷货务享有对掌鹾、茗、香、矾钞引等专卖管理权，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发挥信用功能。

C．对于可以交易或滞于民不愿出售的货物，市易务能平抑物价，以通货财，另外，它还可以抵挡借钱出息，提供信用。

D．抵挡所、抵挡库相继出现，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检校库负责代管户绝没官的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便钱务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

B．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等官方金融机构，在行驶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来发挥其国家信用功能。

C．宋代国家信用表现出的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等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民间信用的私营高利贷、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业务中得到弥补。

D．宋代信用的繁荣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挡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

B．交子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宋代信用的繁荣，早期的交子是为了坚决四川铁钱流通给交易不便，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但当时还不完全具备纸币的职能。

C．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在促进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下，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自然也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

D．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等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1917年之后的事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同时，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由于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新青年》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之中。而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更令人感佩的是，蔡元培还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阵地。1919年2～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势力，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把蔡元培比作赞助“毁圣灭伦”的怪物“元绪”（大龟）；一面发表公开信，指责北大陈、胡等人“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北洋政府也通过教育部对蔡元培施加压力，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要求他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嗤之以鼻，表示：“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对林纾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作复，一一辩明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声明自己绝不改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回复教育总长的信中，蔡元培重申“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在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蔡元培也是宣传新文化最有力的人之一。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1917年2月间便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在提倡科学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支持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17年1月，他为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撰写《祝科学》一文，极言科学之重要，指出：“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学之领域，自玄学以外，将一切为科学所占领，科学界之发展，未可限量，科学社诸君勉乎哉。”此外，蔡元培还在经济上援助科学社，每月由北大编译处拨款作为《科学》杂志的经费，并积极为科学社募集基金。
然而，在宣传新文化过程中，蔡元培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的思想特色。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说，他们宣传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作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对蔡元培来说，他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固然也有政治的动机，实现“救国”的目标，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作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倾向，又导致了他在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等将科学看作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蔡元培则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科学，热心赞助科学事业，但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关于存在、意识等“形上”的一部分问题是科学无能为力的。与此相关，在人生观问题上，蔡元培也不像陈、胡等新文化人士那样采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以为只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就解决了。他认为，美术和科学都是人生须臾不可脱离的，科学予人以知识，美术予人以情感的要求，指出：“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他还认为，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美感具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脱性，是人类生而固有的内在必然而不待外铄。并且，由于美感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便导致人类罪恶的“占有性冲动”逐渐减少，而使人类趋于高尚的“创造性冲动”得以逐渐扩展。
（摘编自崔志海《蔡元培传》）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蔡元培包容异见，和而不同。比如蔡元培与陈、胡等人思想主张有分歧，但他一方面仍然延聘他们为北大教员，支持他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

B．蔡元培公而忘私，深明大义。面对针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蔡元培“嗤之以鼻”、不予计较，他极力辩明的是北大的办学方针，维护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C．蔡元培勇担责任，顾全大局。面对北洋政府的施压，蔡元培勇于承担责任，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

D．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等在人生观问题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需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同时强调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

【小题2】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此举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从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B．面对守旧势力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蔡元培严词以对，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与之辩论，表现了坚持真理、决不妥协的精神。

C．蔡元培充分肯定了科学的重要性及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积极支持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但他同时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D．蔡元培认识到美虽然与现实无关，但是美可以发展人的自由个性，从而使人产生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E. 本文叙述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表现，描写了他为推动新文化运动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事迹，展现了“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伟大人格。
【小题3】对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主要有哪些贡献？请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七律压卷与唐诗审美

孙琴安

新诗百年，佳作不少，至今却没有个评判标准。旧诗则不同，不仅高手如林，佳作迭出，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在每种诗体中都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压卷之作”或“第一”。其中推出数量较多、争论比较激烈的，还是在对唐人七律的推举上。

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拟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严羽不以为然，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宣布：“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到了明代，“前七子”首领何景明又推沈俭期《独不见》为唐人七律压卷，鼎足而三。后来，大家争来争去，结果反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撂下，集中在《黄鹤楼》与《独不见》之间争高低。

王世贞非但否定了二诗，还把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重新提了出来，又开列了杜甫的《登高》、《秋兴》之一和之七三篇，以为欲求七律压卷，“当于四章求之”。 

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为何多在初盛唐时期？中晚唐七律数量更多，为何不推？这就牵涉到古人对七律诗体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了。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七律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诗体。五律以清空一气、意味深远为上，甚至可以空灵幽淡一些；七律则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为上。姚鼐以为“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施补华甚至认为“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小巧粗犷为下”。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宋人推出的《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楼》二篇，的确称得上“句引字赊”，笔健气足，《黄鹤楼》更是气象壮阔，“元气浑成”。尽管《黄鹤楼》的前四句连平仄都不合，颔联对仗也成问题，但通篇笔力雄健，为他人所罕见。再看其他人推出的七律压卷，无论是《登高》也好，《秋兴》八首也罢，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的七律为主，都在气势浩大、骨力遒劲的风格范围之内。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些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至于沈俭期的《独不见》有此荣幸，恐怕与其独特的位置有关。姚鼐以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正说出了其中的地位与玄机。窃以为：《黄鹤楼》以健气为胜，《独不见》以圆润为胜，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由于盛唐诗气象博大，七律亦多雄浑伟丽，气势磅礴，未免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占了便宜，多有被选为第一者。但也有人为此抱不平，硬是从中唐诗人中发掘了二首七律压卷，这便是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沈德潜曾说：“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养①之气不存。”但刘长卿这首《献淮宁节度使李相公》实在是鹤立鸡群，“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健气凌云，通体浑成。沈德潜谓此律“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金圣叹说它如“象王回身”，都是盛赞此诗的气象壮阔，雄伟浑成。难怪何焯叹道：“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诗，千载绝作也。”

中国古代在对诗的长期研究和探讨中，的确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歌评价体系，而这正是目前新诗所缺少的。   

（摘编自《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有改动）

【小题1】下列各项中，对唐诗七律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七律压卷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是在诗歌鉴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推出的“压卷之作”争论比较激烈，但都是后人根据这些评判标准和审美原则推出的。
B. 历代所推唐人七律压卷多在初盛唐之间，其主要原因在于博大的盛唐诗气象与七律雄浑伟丽，气势磅礴的特点不谋而合。
C. 《黄鹤楼》与《独不见》相比，作者认为二者各得其妙，而后者可视为初唐七律第一。
D. 无论是《登高》还是《秋兴》八首，尽管篇名不同，题材不一，被推为七律压卷，基本上是因为它们都以雄浑壮阔、刚健有力见长，都有气势浩大、骨力道劲的风格和范围之内。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严羽认为杨万里推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为唐人七律压卷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崔颢的《黄鹤楼》“以元气浑成为上”，应为第一。
B. 姚鼐以为《独不见》被推为七律压卷，是因为此律“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
C. 按照通行的七律压卷推选标准，绝不会把“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样小巧妙思的七律选为压卷。
D. 推选七律压卷主要考虑的是诗歌的内容风格、气势以及诗歌在历史上的独特位置，至于格律方面则没有严格的要求。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气象博大的盛唐诗风孕育出雄浑伟丽、气势磅礴的七律作品，让杜甫、王维、崔颢等盛唐诗人多有作品被选为第一。
B. 沈德潜认为为，七律发展到刘长卿已经工巧特异至极，但是与前人七律相比，其浑厚兀奡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但刘长卿的《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是个例外。
C. “家散万金酬土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诸句一扫中晚唐诗歌精工典丽、浓郁感伤的幽艳细腻之风，豪气凌云，通体浑成。
D. 金圣叹盛赞刘长卿的《献淮宁军品节度使李相公》如“象王回身”，气象壮阔，雄伟浑成，“起手如黄鹄高举，见天地方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梁启超面面观

①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所铭记。

②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厖而这一切都是他在自戊成变法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③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死犯险，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來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挎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势头不妙，只得豁出去，他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了独立。

④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梁启超特别看重趣味，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也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祗？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⑤梁启超一生多变，世人皆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的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对他做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叙的投机者。郑振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在学术研究上，梁启超不管能否成功，都乐于创立大格局，着力于大规模的研究，而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B．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但他始终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更是当时的政局使然。

C．梁启超因多变而学问不能精深，郑振铎虽然为此感到惋惜，但又认为“善变"“屡变”是梁启超光明磊落人格的体现。

D．文章用了多种手法刻画梁启超形象，既有侧面描写，又有动作、语言、神态描写，从多个角度生动再现了梁启超的风貌。

【小题2】下列没有体现梁启超的“大智"的一项是（   ）

A．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著述颇丰。

B．劝龙济光反袁护国时，面对险境，急中生智，力挽危局。

C．汤觉顿劝龙济光反袁护国，却被龙济光部下枪杀，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仍只身赴虎穴。

D．他认为人要生活于趣味之中，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小题3】文中多处引用了梁启超的话，有什么好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
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使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时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使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有八九又在边区远省。
（摘编自三联书店《万历十五年》，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般早朝后，皇帝要在二十个大汉将军保卫下首先到达举行经筵的文华殿，面向南方坐好。

B．经筵讲官和展书官都出身翰林院，并且是其中佼佼者，开讲前身穿不同服饰分列书案两侧。

C．两个讲官的讲授内容是不一样的，其他全部人员只能凝神静听，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能例外。

D．称职的讲官必须要从历史中发掘鉴戒，但仍需经常归结到现实，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论述经筵在明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从摆放书案到讲官开口讲授，都说明了这一点。

B．经筵的严格程序，是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各种仪式讲求目视耳听对称均衡的一种例证。

C．讲官发现皇帝仪态不端，可加以责难，作者以此论证这种繁文缛节已成当时一种制度。

D．文章最后，论述了经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皇权，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皇帝产生矛盾。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讲官如果不能发挥经传精义，敷衍塞责，逢迎恭维，则被视为失职，就会被罢免。

B．讲官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可用委婉的方式对皇帝进行不妨碍尊严的规劝。

C．讲官准备不充分，皇帝也不能当场指斥，讲官所受的这种优礼是长期历史的产物。

D．正德皇帝把尽忠的讲官升迁至边远地方，实则对这些批评自己的讲官的一种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