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人们提到江南，已不再仅仅是最初的地理范畴，“江南”更多成为一种虚化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寄托，呈现的是自古至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性和文化引领，是江南古镇发展的第一要义。

江南古镇的物质文化元素，最突出的就是水。“亲水和泽”是江南古镇的地域生态，正所谓“上善若水”，主动融合、浸润、和谐是水的基本特质。于是，“和”成了江南最核心的文化要素，也成就了江南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如今的江南水乡古镇已不再是“古老”的代名词。近年来，江南古镇通过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会展论坛、体育赛事等，致力打造多元文化聚集地，成为文化创新的新磁场。随着越来越多文艺的、国际的、互动的展览和节庆的植入，愈加多元的审美观、价值观在这里碰撞交融，江南文化正被绵绵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原有的本土文化之外，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融合现代灯光舞美及西方文化艺术形式的文化项目，在古镇不断上演。周庄“江南人家”水剧场，朱家角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叫好又叫座。江南文化正是在这样接续不断汲取新鲜血液的基础上，保持着不竭活力。

江南古镇为什么会令人向往？关键在于，它的人文与生活，它那与时俱进的古老中又带着烟火味的、宁静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活方式。之所以能汇聚多元文化，就在于江南古镇千百年来所凝聚的文化力。自东晋至宋以来，江南水乡逐渐从一个地理名词转变为蕴含美丽、文气与富庶的审美概念。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文化力，江南文化才能做到不失其根，又以自身文化涵养外来文化，以自我文化包容多元文化，在汲取传统之上融合创新，在兼容并蓄上创造流行，打造经典。

集聚多元文化是第一步，扩建文化空间，承载多种文化更为重要。这里的文化空间并不囿于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而是广义的概念。江南古镇，抑或是其它古镇的文化空间，一定是鲜活的、有着特定色彩的文化由秉持趋同价值判断的人在一定场域内交错上演的立体形态。这里的人既有原住民，也有饱含感情的文化回归者，也可能是带着文化创意的外来者；这里发生的文化有着“这里”而非“那里”的鲜明的特色，即便是外来文化，最终的呈现形态也与原生文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是一种交融后的模样。江南古镇在文化空间扩展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比如乌镇，以乌镇大剧院为核心的文化表演空间群体和以国际戏剧节为依托的戏剧孵化基地；朱家角也通过文化空间扩展和文化坐标树立，从“商业行动期”步入“文化感动期”。而代表传统江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与当代艺术互相激荡，在特定的空间下，正在酝酿创造一种新的江南文化类型。

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只有空间才可以让流动的文化停下脚步，结根于兹，慢慢繁华。这是每一种文化生长的先决条件，而多种文化空间的扩展也恰是大气、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的最好体现。

（摘编自李亚娟的《新时期江南古镇的文化创新实践》）

吸引人才入戏，传统戏曲更有戏

根据日前公布的中国戏曲学院2019年本科招生简章，包括京剧表演、京剧器乐、昆曲表演、昆曲器乐、多剧种表演、多剧种器乐、戏曲作曲在内的多个招考方向继续执行免学费政策。

有人，才有戏，有杰出的人才入行，才会有优秀的剧目，传统戏曲才会有未来。缺乏编剧、作曲、演员、舞美、管理等专业人才，就不可能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剧目，传统戏曲的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当下，传统戏曲的元气正在恢复，信心满满走上复兴路。但是，只要接触行内人，就不难发现，他们对传统戏曲仍有远虑，尤其是专业人员储备不足，演员青黄不接，后续乏人。

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川剧院共有编制300人，其中110人为退休人员，45岁以上的人员占30%，30岁以下的年轻演员只有不到10%。随着老艺人不断退出舞台，一些传统戏曲艺术精髓无人传承，甚至出现行当不全。如此，剧团还谈什么发展？这个川剧院的情况并非个案，传统戏曲在人才领域上，或多或少都面临诸如培养专业人才的院校缺乏、招生困难，演员青黄不接、领军人物匮乏，创编、管理、研究人才急缺等困境。吸引年轻人入行，让人才尽快成长起来，已成传统戏曲的燃眉之急。

中国戏曲学院和各地戏曲院校执行免费政策（个别地方还给学生发放生活补贴），既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也为戏曲专业人才培养添一把柴，堪称功在当前、利在长远。随着近年来的复兴，传统戏曲的就业与收入已大为改观。以粤剧为例，据业内人士介绍，粤剧人才不仅是粤港澳及东南亚各地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毕业生月薪也可达万元左右，并不比普通高校毕业生逊色。向好的就业与收入，叠加免费就读政策，不断为传统戏曲加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

传统戏曲走到今天，出现“水土不服”在所难免，要双方都做好调适，方能行稳致远。吸引人才入行，除了免费就读，还要在教学、就业、社保、职称等方面着眼、着力，给戏曲专业人才成长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譬如在教学方面，面对专业师资短缺，要敢于突破用人机制，鼓励戏曲表演类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戏曲教育教学。再如社会保障，戏曲表演团体应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有条件的可购买商业保险，切实维护戏曲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传统戏曲的希望所系，振兴传统戏曲要牢牢抓住人才这一牛鼻子。吸引人才入戏，传统戏曲更有戏。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9年1日22日）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们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夺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