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题目。
材料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但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更为全方位地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独立学科。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原有古史框架带给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删改自刘周岩《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材料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我们应重视《史记》为中国人确立的古史框架，原因是什么？
孙庆伟：首先，我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有人怀疑《史记》的古史体系，实际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夸大了。因为就篇章而言，从《殷本纪》之后无人怀疑，因为有殷墟甲骨可以印证，《周本纪》《秦本纪》也没有疑问。真正有待于证实的，就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但这两者在司马迁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夏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属一类，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纪》属于另类，司马迁自己也承认吃不准，因为越久远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马迁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司马迁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更在于他对史料的裁断和卓识，所以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实只是一个具体知识点而已。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司马迁，我们今天连这个框架也不会有，因此怎能轻言放弃？如果我们对司马迁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敬，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
三联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观察而言，相对年轻的知识群体中对中国古史问题或许“疑”的态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学教授本科生课程时是怎样的体会？
孙庆伟：就一般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实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治史态度，而“信古”则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学勤先生有关“对古书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呐喊与呼吁，同学们依然是我自岿然不动。我当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学者的先进性和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学们，读完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再来“疑古”也不迟——“疑古”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应该是具体的学术实践。以前朱熹就说，要“熟读”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不读书，上来就疑，那不是疑，那是无知。
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删改自刘周岩《孙庆伟：“信”比“疑”更难》）
材料三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铜铭文中有着类似的文言叙述。但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
《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学者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
来到汉代，《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然而，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但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删改自刘畅《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小题1】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二里头文化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所以学者们认为它不属于“历史时期”。

B．传世文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东周至汉晋人们对夏朝的认识。

C．考古学的发展重新建构了人类文明史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法则。

D．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是先民学习和改造外来技术的产物。

【小题2】根据“材料二”，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司马迁眼中，夏、殷、周、秦四篇本纪都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纪》部分内容存疑。

B．与《史记》对于古史的通透见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个知识点，我们阅读研究时无需关注。

C．尽管有学者积极呼吁，但是年轻学生依旧倾向于认为“疑古”是先进、科学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D．现在很多人对古史的怀疑只有治学态度，缺乏学术实践，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断力的表现。

【小题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如何合理“疑古”。
【小题4】下列对“材料三”中加点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杂糅：“糅”的本义是杂米饭，引申为混杂。

B．滔天：“滔”的意思是弥漫，不能写作“涛”。

C．潜水：“潜”读作“qiǎn”，指没入水中活动。

D．禅让：“禅”读作“shàn”，指把帝位让给别人。

【小题5】下列对“材料三”所涉文学常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周朝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B．《诗经》在先秦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中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孔子论之曰“不学《诗》，无以言”。

C．《孟子》是“四书”之一，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体现了孔孟思想的不同侧重。

D．《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小题6】根据“材料三”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据西周的青铜铭文记载，禹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创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监察百姓的德行。

B．在周人的文献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概念，又被尊为社神。周人认为他们的领土来自于大禹，所以祭祀他。

C．先秦诸子借助大禹的形象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都将大禹塑造为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

D．《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一则历史化的传说。这是司马迁遵照国家形态的演进和政治统治的要求所做的转化。

【小题7】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史记》对古史记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