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其人其诗

彭俐

①2015年4月26日，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天。我醒来很迟，习惯性地先看手机微信。“诗人汪国真于今晨2点10分病逝，享年59岁”的消息，惊得我猛然从床上蹦下来。职业敏感让我立即给“人物版”编辑打电话：“我要写汪国真！”

②记得那是1989年的秋天。

③与诗人汪国真第一次见面，是在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中。他戴一副眼镜，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声调不高。当时的他还没有出版诗集。小有名气，但是他目光犀利，谈吐自信，一副笃定的样子。回家途中，我们骑着自行车，谈起各自的爱好，都喜欢写诗，也都发表过一些作品，于是很有共同语言。

④大约一两个星期过后，我有些意外地接到汪国真的来信。他寄来一沓他发表过的诗作，附带一纸信函。他的诗，的确让我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诗句不长，也不晦涩，不像当时和现在许多暗语、经咒、密码式的诗歌写作，需要费神费力又不讨好地猜测，最终沮丧地怀疑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而他的附信措辞非常得体，请我为他的诗歌写一篇评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同是年轻的诗作者。

⑤这篇评论发表在20多年前《北京日报》“广场”副刊，题为《一支红蔷薇——读汪国真的诗》。

⑥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日报》虽属大报，却只有4个版，可谓寸土寸金。当时的副刊（一周仅有两期）都刊登哪些作家、评论哪些作家的文章呢？作家有刘白羽、管桦、刘绍棠、草明、韩少华、启功……，被评论的作家有艾青、浩然、刘恒……。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作者汪国真，不惜版面地给予隆重“推出”，应该说是非常有魄力，有眼光，也是非常难得的。

⑦如果说《北京日报》最早发现、报道了后来轰动诗坛的诗人汪国真，而且最早给他的诗歌以及艺术风格颁发了褒奖的“证书”，并且有详细论证、一锤定音的深远效果（即便今天看来也一点儿不过时）的话，那么，这里确有跨世纪的文字为证：

“汪国真的诗从不虚张声势，最多不过二十几行，如山间小溪蜿蜒流淌，清冽甘甜，款款注入心扉。

“读罢汪国真那一篇篇短小凝练，却意味深长的作品，不禁感慨系之。既为青年诗人执著的艺术追求所感动，同时也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年轻的风而庆幸。

“汪国真的组诗《年轻的风》，集中体现了诗人笔耕的特色。在《美好的情感》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总是从最普通的人们那里，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情感。风把飘落的日子吹远，只留下记忆在梦中轻眠……’从中不难看出他锤炼字句的非凡功力和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

“……汪国真受家庭熏陶，从小就迷恋琅琅上口、气度从容的唐诗，许多名篇佳作已经倒背如流。在暨南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时，他能每天将《唐诗三百首》中的十首背诵下来。汪国真偏爱李白、李商隐的作品。受其影响，他的诗篇清丽潇洒，同时又不乏警句。汪国真不断追求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

“佳句妙语如珍珠玛瑙，在汪国真所营造的琼楼玉宇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热爱生命》中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

“短小、凝重、清丽、隽永，这或许是汪国真作品的艺术风格吧。但是，诗人为什么会做到惜墨如金呢？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诗句来回答吧：‘过于慷慨，有时，倒不如，过于吝啬，一支红蔷薇，要比一簇红蔷薇，更富有魅力’。”

⑧正是因为这样“一支红蔷薇”，汪国真和我慢慢从陌生到熟悉。

⑨后来，他只要一有诗集出版，就会约我庆贺一番。从1990年4月出版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开始，一发不可收，《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一本比一本畅销，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册。于是我们的话题一边倒地谈论他的成功。他兴奋地讲述社会各界读者的反响，不住地念叨诗集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以及盗版量，慨然有南面之意，我也不便打断他。这倒不能怪他。谁让事情那么邪性呢——“汪国真热”席卷全中国。

⑩汪国真是有争议的人物，而如今有人还肯为你争议，就表明你不是无足轻重。交响乐是音乐，小夜曲也是音乐。你的作品，是诗歌中的小夜曲，轻柔，委婉，不失典雅，有点儿宋词现代版的味道，很像晏几道。你在中国现代诗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玲珑一塔，清溪一脉，从不故作高深。亦不玩弄技巧，更不拒人千里地释放烟雾，而是把彩虹的鲜明绚丽捧给读者，那是雨中人苦苦等待的结果。

（摘自2015年第6期《新阅读》）

（摘编自成伯清《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思考推理、传承文明、身份认同。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

社会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需要语言。商贩用语言叫卖商品，教师用语言教授知识，医生用语言探查病情。俗语“三寸舌胜过百万兵”，就是指语言发挥出的极致的交际作用。当然，中国文化更重谨言慎行，言行合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光说不练假把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交际生活中人们为界定社会关系也需要语言。《论语》中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提醒人们在交际生活中要了解对方。中国人素来注重说话的场合和彼此的关系，以界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精神生活中人们思考推理、认知外界需要语言。“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没有语言，概念没有依托，推理进程很难进行。语言是认知成果的储存场所，思维的成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精神生活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也需要语言。《荀子》云：“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言价值无可比拟，千百年来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

文化生活中人类创造、记载、传播文明更需要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态。今天，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语言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语言身份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即使身处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母语教育权利被剥夺，法语教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的钥匙。”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使民族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抽象繁复的概念推理，复杂多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语言来书写和描述。语言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人类同周遭世界联结在一起，把人类的精神世界联结在一起。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跟语言相融相连，正如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生活里的语言灵动活泼，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语言有多丰富，生活就有多精彩。

(摘编自黄彩玉《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