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钟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

“铁拐李”传奇

陈圣芳

他，拄着拐杖，个子瘦瘦高高的，是一个流浪乞丐，身背很多口袋的褡裢，每天走村串户地乞讨，像一个行脚僧，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铁拐李”。

“铁拐李”讨米很特别，用手抓的米他是断然不会要的。原来一个刁顽尖滑的大嫂，把一只紧捏的空手放进米袋子，然后从他袋子里面带出一大把米来。

“铁拐李”乞讨没有定性，走哪是哪。天黑了，随便睡在学校或者队屋廊檐下，将身子蜷缩成大虾米，囫囵睡去。当天放明时，又不知所踪了。而一方方的墙壁上，却用土坷垃划写满了诗文。湾子里的斋儒老先生曾经教过私塾，他一手捻着他那稀稀落落的几缕白胡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吟哦着，一脸陶醉的神情。

“铁拐李”有时也会给湾里的剃头匠几分钱，让剃头匠将他那乱茅草一样的头发理得顺顺当当的，但是他那飘然若仙的胡子他是一定不会剪的，而且，他每次去河边洗碗时，都会把胡子润湿，对着水面捋了又捋。然后把碗刷得贼亮，像猫舔了似的。

“铁拐李”疯癫时六亲不认，举起拐杖见人就打，见狗就追。一旦安静下来，他又特别喜欢孩子。那天他在苕货家门口发现苕货在写字，便蹑手蹑脚笑眯眯地走了过去，在后面认真地端详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苕货：你写倒笔了，这个“勾”是“利刀勾”；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宝盖头”，上面有一点……他告诉苕货很多以后，当再遇见苕货时，他还不忘在他的草稿纸上教几个字，过几天他回来时，一定会考考苕货，如果苕货回答正确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把把花花绿绿的豌豆糖来，赏给苕货。

有段时间，“铁拐李”突然不疯癫了，他居然背了一个上面印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一步一拐地走学校，赶乡集，卖他用瀑河潭坡上的泥巴做出来的口哨。

那泥巴做的口哨的确精妙绝伦，有高音的，有中音的，也有低音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如果哪个小朋友吹得好，他会摸摸他的小脑袋，笑眯眯地说，拿去吧，不要钱。得到哨子的孩子像过年般高兴，于是刹那间，满湾子从南到北都是“蛐蛐”般忽高忽低的泥巴口哨声。不过，他尤其喜欢苕货，他看见苕货往往会送他几个五颜六色的泥巴哨，并且还要当面给苕货做示范，同是“蛐蛐”几声，却别有一番韵味。等到学生上课后，他就默默地站在教室的廊檐下，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一脸笑意。有一次，他在走廊小黑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涂改起来。一个老师发现了，便吼了几声，吓得“铁拐李”一溜烟跑了。那老师过来一看却愣住了，原来他修改了一处语法错误。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便特别关注起“铁拐李”来。有一天，他路过“铁拐李”寄住的废砖窑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子，对着“铁拐李”声泪俱下地说着什么，而他却有滋有味吃着讨来的米饭，理也不理。后来那女子伸手去拉“铁拐李”，不料一下子惹恼了他，他挥舞着拐杖，吼道：“你滚，你滚，我不要你管……”那位老师忙躲到一边，看见那女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废砖窑。后来听人说，“铁拐李”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因为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划成“右”派，加上妻子闹离婚，所以就成了流浪的疯子；还有的人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学生，很是崇拜他，知道了恩师落脚地后，不远千里赶到这里……打这天起，“铁拐李”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悄然消失了。

开始还有人念叨一下：“铁拐李”好长时间没有来讨饭哩？再后来，“铁拐李”这个名字就像从河上游冲下来的一截树枝，在河湾里打个转顺流而下，一去无踪。

而当“铁拐李”这个名字再次被人提起时，已是十几年后的一天了。那天，已考取博士生的苕货，给家里寄来一张他和导师从及师母的合影。邻居们呼啦一下子围过来看，马上有人说：“咦！师母好年轻啊，怕要比导师年轻不少哩。”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苕货的导师，有点像‘铁拐李’呢。”大伙围过来一看，“呵呵，别说，还真有点像哩！”马上就有人说了：“瞎说，一个是要饭的，一个是导师，八竿子也打不着呀！”苕货娘说，那好办，我打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苕货娘在一圈人的注视下，拨通了电话：“喂，苕货，我问你一件事情哈……”

（选自《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地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则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他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

(摘编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明代的国子监是当时国家教育的最高督导机构，这个时期，贵族社会结构早已消失，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拥有科举考试的功名才能踏入官场，年轻人的出身背景自然也就不再具有文字上或法律上的影响力。

宋代末年，国子学与太学已几乎没有分别，两所学校的直讲可对调聘用，各自不同的入学条件也极少落实执行。于是，太学到了元代也就正式消失。到了明代，太学、国子监与国子学三个名称已成为同义词。

明代有两所国子学，第一所在明朝政府定都南京（1368年）之后随即成立，另一所则在1403年成立于北京。第三任皇帝明成祖（1403年—1424年在位）于1420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的国子学即开始没落。但在迁都之前，南京国子学的发展原本非常快速，占用了南京城里极大的一块地，更拥有2000座以上的各式建筑。在北京国子学成立之际，南京国子学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臻于高峰，达到9972人（1422年）。这个数字在中国历史上虽非史无前例，却是相当惊人。不过，这两所国子学的盛况并不长久，到了16世纪，两所学校都已没落，主要只招收准备参加科举的学生。

明代国子学对教育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就是派遣学生进入政府实习。这种做法早在1375年就已出现，而且在明朝初年颇有成效。学生奉派到田野之间，协助完成规模庞大的全国土地登记（即著名的《鱼鳞图册》）。这套精心汇整的图册成了明朝土地税的评估基础，一直沿用到19世纪。另一项重要的学生活动，则是编纂《永乐大典》这部百科全书般的庞大著作，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庞大的一部历代文字的选集，参与编纂的学生人数据说超过千人。此外政府也经常派遣学生协助教学活动以及办理赈济饥荒。

明代初年，国子学就已经相当活跃，校内定期举办讲学、研讨会以及考试。许多人显然都非常怀念在国子学的学习生活。学生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朝鲜、日本、缅甸与琉球。当时的各种规章保存至今，从中可以发现这些学校不但招收各种出身背景的学生，也给予学生非常慷慨的待遇，包括丰厚的津贴（通常连妻子也得以领取）及免服劳役。举办讲论会以达成教育效果的做法在明代似乎相当盛行。可以说，道学家在自己的精舍或书院里所采取的做法，这时已纳入了国子学的教学法当中。

不过，到了16世纪，国子学已舍弃了严谨的教学责任，甚至不再招收学生，也不再举办讲学或内部考试。这时候，国子学已正式成为学生为了科举目的而从事登记的机构。

（摘编自李弘祺《教育机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