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的文学缘

王干

①似乎，每个地方的马铃薯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在什么地方生长，就和那个地方的气息融到了一起，然后变异，因而马铃薯的品种之多，让植物学家们为之挠头。

②山东叫地蛋，云贵称洋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山西叫山药蛋，安徽又叫地瓜，东北各省多称土豆，广东人叫薯仔。我的家乡在苏北泰州，和上海人一样叫它洋山芋，我们把红薯叫山芋，马铃薯是舶来品，加“洋”前缀，自然。国外怎么称呼它，我现在无力去考证，但按照马铃薯随性生长的适应能力，它在国外也会有其它的叫法。

③1978年我开始接触现代文学史，知道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是山药蛋派，一个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以为代表，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农民形象，尤其是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些欢乐的喜剧农民形象，比如小二黑，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是不一样的。赵树理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生态，原先在启蒙者笔下被启蒙的农民，有了喜悦的表情，有了正面的时刻。很喜欢山药蛋派的质朴和诙谐，但不知山药蛋是什么样的植物，满以为山药蛋也与荷花一样招人怜爱，等有人告诉我山药蛋就是土里土气的土豆，就是长相笨笨的马铃薯，还是有些失望的，但现在想来，当年为山药蛋派命名的人真是有才，山药蛋的质朴、深厚、皮实、实用，和赵树理的小说太吻合了。

④后来又在汪曾祺的文章里读到了马铃薯，他在一篇题为《马铃薯》的散文里，写到他与马铃薯的故事，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科所，居然画成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汪先生对马铃薯充满感情，他说：“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还没有发现。’”这就是汪曾祺，对生活的爱意不放过一个角落。

⑤我对马铃薯的好感和关注也由此产生，一个物产影响一个地方的人，一个人影响一个地方的名声，是常有的事情。我后来有机会吃到各个地方的马铃薯，有意识地品出各个地方马铃薯味道的差异，也知道好几处都说自己是马铃薯之乡。我印象是这样的，山东的宜做成土豆丝，东北的适合乱炖，西北的烤着吃，香。评论家阎晶明带我到大同吃过那里的山药蛋，烤炒炖煮，都有嚼头，让我对山药蛋派增加了更直观的认识。

⑥这一次来到西吉，作家季栋梁告诉我们：西吉有三宝，我好奇问：哪三宝？他说，洋芋、土豆、马铃薯。大家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我觉得这貌似笑话的民谣里，混杂着西吉人的自豪和苦涩。西吉就是张承志笔下西海固的“西”（海是海原，“固”是固原），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贫瘠而强悍，血性而坚韧。西吉县甚至曾经被联合国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县的特产，让我对马铃薯这个普通植物肃然起敬。有学者研究证明，马铃薯从南美引入中国，对中国西部人口尤其是西北高寒地带人口的繁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明代以前，西海固这里的人口是非常稀少的，因为没有食物，不能种植农作物，人难以果腹，生存和繁衍自然是困难的。而马铃薯的出现，让西北部山区寒带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可能。西北被称为“苦甲天下”，是中国西部最贫穷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人的三宝，可见对他们生存的重要之重要。

⑦让人想不到的是，西吉还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文学之乡称号的县，这里的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形成了颇有气候的作家群，西吉籍的作家获过鲁迅文学奖、骏马奖、春天文学奖、冰心文学奖。

⑧这马铃薯之乡居然是文学之乡！为什么？只是贫穷吗？贫穷不是出作家的理由，很多贫穷的地方没有文学，很多富庶的城市作家辈出。

⑨我隐隐地想起了那个山药蛋派，西吉的作家是马铃薯派吗？记得2004年评春天文学奖时，王蒙听说青年作家了一容是东乡族，来自西海固，他顿生敬意，他说，在那样的环境写小说，难得。了一容肯定是吃土豆长大的，果然，我在一篇文章看到他对马铃薯心存感恩。

《人间鲁迅》：诗情与理性的悟解

王培元

①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想想鲁迅死后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纪念，以及题词、雕像、研究专著和传记，似乎不能说作为文化伟人的鲁迅没有受到拥护、爱戴和崇仰。但是，倘要听听鲁迅辞世之后的第一个世纪末泛起的批判、否定、攻击、污蔑鲁迅的嘈杂声浪，你又不能不感到困惑和悲哀：我们尚未真正理解和继承鲁迅留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便似乎要匆匆不迭地“告别鲁迅”了。

②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毕竟还出版过几部水准较高的鲁迅研究专著，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等。然而，较令人满意的鲁迅传记，却一直没有见到。最近出版的林贤治先生的《人间鲁迅》，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披阅《人间鲁迅》，你会感到，作者  如人们所说“回到了鲁迅”，   可以说走进了鲁迅的心灵世界。他不仅真实地阐发了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辉煌业绩，而且准确地把握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于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适时的、出色的鲁迅传记。

③作者来自乡下，未进过大学，只是靠勤奋自修，才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后来写起了随笔散文，近年来又弄学术研究。这些都不期然地成就了《人间鲁迅》卓尔不群的个人特色：林贤治先生带着乡村的人生履历和生存体验，进入鲁迅传记的写作，以平民知识者的心灵去感受鲁迅、体认鲁迅、描述鲁迅、悟解鲁迅；没有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论，摒弃八股式的陈辞滥调，绝少呆板僵滞的书斋学究气，向读者展示了“人间鲁迅”的真性情和大气象，有的是浓郁的诗情氤氲和深邃的理性气息：“南京成了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不是人选择道路，就是道路选择人。选择的结果，他学开矿而开掘了人类的灵魂，想当兵而成长为别种类型的战士。”

④写下这样文字的作者，是由于作者本人是诗人呢，还是他自然地感染了鲁迅那瘦小的身体里岩浆奔突般的激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本来鲁迅就不只是冷峻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⑤说这是一本适时的鲁迅传记，还由于它雄辩有力地回答了文化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对于鲁迅的怀疑和挑战，涤除了有意无意地泼在鲁迅身上的污泥浊水。近年来，在“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对镇压了自己的同盟者而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的反抗和斗争，对被专制主义压迫的***领导的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在鲁迅捐弃前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攻击过自己的创造社、太阳社并肩作战，在鲁迅肯定和赞赏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鲁迅对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抨击等一系列问题上，思想文化界出现了若干似是而非、糊涂混乱乃至十分荒谬的议论。只要不抱什么偏见，读者是可以从林贤治先生这本《人间鲁迅》中，找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诠释和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⑥鲁迅为了“立人”、为了建立“人国”而奋斗了一生，最后倒在黎明前的昏黑的长夜里。鲁迅死后六十多年的今天，新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笔者想起了林贤治先生在书的结尾援引的许寿裳1937年在拜谒鲁迅墓之后写下的一首诗：“身后万民同零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②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③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④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⑤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