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麒麟囊》

王虹莲

读完了博士，又从国外镀了金，她却没有很好的前程，在公司里受到排挤，她整夜难以入眠，甚至，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一直是他心里的念头。如果不是念着母亲，她真的就去了，母亲抚养她实在是不容易-母亲那时没有工作，一个人糊火柴盒供她上学，她读到博士，是母亲一分钱一分钱供出来的，她想给母亲一个最好的回报，但是……

母亲文化不高，喜欢听单田芳的评书，粗重沙哑的声音几乎天天响起。那却是她不喜欢的，她觉得那是乡里巴人的东西，她宁愿一个人选择沉默的呆着。一天黄昏，她还是一个人发呆，看着外面的天空，暮色沉沉，好像要下雨了。她就突然又听到了单田芳的评书，在这寂静的黄昏里，那评书显得更沙哑吵闹。她歇斯底里地嚷了一句：“你能不能不听这种东西？”声音马上就没有了，以后几天的黄昏也是寂静的，死了，一样的寂静。她反而又觉得太安静了。她想，真的太没有意思了。

又一个黄昏。她听到外面有人唱京剧。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婉转婀娜的调子。那现实更吸引了她，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享定，又谁知福祸事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只落得旧衣破裙。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她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

她呆住，这么有禅意的戏词，真是美丽得不像样子，她随便对母亲说了一句：“这京剧唱得可真好。”但她知道，母亲并不能懂得。

第二天，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响起来，她伸出头去，看到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微胖，在那里认真的唱，而且还穿着戏衣，甩着水袖，还是那段。她站在楼上，看呆了。母亲过来说：“是《麒麟囊》，传统的程派戏，程砚秋先生的，是知识分子的流派，周总理也喜欢呢。”她惊讶地回过头去看着母亲。

程派的调子，倒蛮符合她的心境，那天晚上，她睡得很好。

后来，她几乎都能听到这个女人在楼下唱戏，总是程派，幽咽婉转，婀娜悠扬，非常让人喜欢。是那种禅意的喜欢。

“她活得多好啊！”他对母亲说。

母亲说：“你以为她很快乐吧？其实，她下了岗，丈夫前年出车祸死了，儿子还有痴呆症。你看，人家都活得这么快乐。”母亲没有指责她的意思，但是她觉得真是让母亲跟着自己受了很多苦。

她居然也喜欢了京剧，喜欢了程派，她出去买了好多光盘，都是京剧程派的程砚秋，李世济，张火丁……家里终于又出了动静，而且，有一天她说：“妈，您接着听单田芳吧，我觉得他说的蛮好的。”

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来了。

她休息了半年之后换了公司，有了新职位，开着自己的车，车里放着她最喜欢的京剧，她正准备做五月的新娘……她觉得所有的日子都甜美芬芳。

她想，她得感谢楼下那个女人。

女人不是常常来楼下唱戏了，有一天她休息了，女人又来了。她出去买了一大束香水百合，然后来到楼下找那个女人。

她讲了半年来的经历，然后说：“大姐，谢谢您的京剧，是您那段《麒麟囊》救了我。”

女人笑了：“别谢我，谢您的母亲吧。”“母亲？”他疑惑了。

“我本来只是心烦的时候偶尔来唱唱你的母亲找到我家里，问我唱的是什么，还请我再去唱……”

通常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如果觉得其中某个人物具有生活实感，就会说他很“典型”。我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人物一定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集中和概括，所以才生动逼真。“典型”并不意味着概念化。我们平常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人物生存环境到人物本身，既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也不会在他人作品中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创造，是作家一次性的、崭新的艺术呈现。

一部作品既然是“创造”，就必然有其独创性，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跟人们脑子里早有的世界完全一样，那这个“世界”就不是“典型”，而只是一个“概念”，这个创作就失败了。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并不急于与读者一拍即合，而往往具备一定的陌生化和摩擦力。因为只要是杰作，就应当让读者在阅读中实现个人经验的扩大和延伸，如果只觉得随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那么这只会是第二流的作品。有时候，恰恰是一些概念化的表述才“畅通无阻”，因为它们能够较为便捷和快速地满足读者的个人经验，但是，真正的杰作一定会强有力地突破读者原有经验范畴。

我们提倡“写现实”，认为这是更有难度的写作。为了说得明白，我把写作过程比喻成酿酒。生活跟文学的关系就像粮食和酒的关系，总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和基础，问题是怎样理解这个“源泉”和这个“基础”、怎样用生活的“粮食”来“酿造”。许多人认为就是将现实生活剪裁组合一番，把更有戏剧性、冲突性的部分集中到一起，略加改造甚至直接照搬下来就行，只要做得巧妙，便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现实生活到文学作品，它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需要认真研究。这其实不过是写作学的基本问题，是并不深奥的朴素道理。还从酿造说起，经过考察我们即会发现：这个过程中粮食已经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所以现实生活的粮食，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什么“剪裁组合”的工作，也不仅是“归纳和选择”的工作。如果现实生活是粮食，作家就是一个酿酒器。现实生活进入作家这个酿酒器之后经过一番复杂的酿造而发生化学变化，再倒出来就是芬芳的酒液。酿造技术不同，酒的成色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杰作与劣作的区别。一切没有经过作家这个酿酒器、没有发生化学转化的现实生活，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文学。真正有追求的文学未必要写出人人熟稔的故事，它是一次全新的个人交付：让阅读进入永不雷同的“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酿造过的酒，它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粮食颗粒，不是那样的固体了。

（摘编自张炜《从“粮食”到“酿造”》）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山，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泰山文化，寄托了“国泰民安”的民族意愿，承载了贵和尚中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山文化与黄河、长江一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有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

在泰山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帝王巡守，还是封禅、祭祀，都把泰山与社稷苍生联系在一起，希冀和祈求的都是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等。即使是民间信仰的泰山府君和碧霞元君，也是出于其“护国庇民”。“泰”字之本义，即有大、强、安定之意。只有国家强大安定，才有人民的安康乐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与国泰民安一起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体二翼。“和合共生”的基本精神，强调“贵和尚中”即《礼记·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山文化中的“和合共生"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人合一，二是和谐包容。

以“功成受命”“易姓告代”为标识的泰山封禅已经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天人合一还在于泰山神的“灵显昭著，佑庇万民”。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肤寸成云，霖雨天下”。即所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乎天下者，唯泰山云尔"。泰山的祈雨活动，在天人合一方面是“天心感召”，在官员方面是“遵旨虔祈”，由于与百姓的愿望契合，所以出现“人心为之安定”等景象。

泰山文化中的和谐包容，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这种“和合”，既包括了“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合”，也包括了齐、鲁文化之合以及泰山儒释道文化之合。泰山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之区，儒学一向兴盛，同时，泰山是道教的孕育之地，泰山的佛教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普照寺、竹林寺、灵岩寺等佛教寺庙同样得到发展，香火繁盛。

泰山文化中和谐包容的起源，也与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名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有关。“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本意在于虚怀若谷，广纳天下之才，容事容人。康熙御定《日讲书经解义》卷五《说命上》就称；“古人云，泰山不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人主不遣葑菲刍荛之言，故能成其圣。”这已经将泰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上升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

“国泰民安”“和合共生”，这种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贯穿于中国人的历史创造之中，赋予中国人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促使国人为实现祖国富强、百姓安康和民族复兴而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摘编自陈锋《尊崇·社稷·苍生：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