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答案的叩问

陈益

时光漫漫似水。至今回想起来，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母亲并没有给我留下金钱和尊荣，甚至从没说过一个“爱”字，但我始终感受着。这令我明白，做求远比说来得重要。最难忘的情景，是一灯如豆的夜晚，他在缝纫机旁默默劳作，而我们在饭桌上写着作业。忽然发觉空气中有焦臭味，原来是灯火燎到了我的头发。偶你，母亲也会抱怨，也会唠叨，可是手脚从来也不肯停歇。她始终是温厚而乐观的。到了晚年，右脚的脚弓蜷曲变形，乃至神经性瘫痪，只得躺在床上，与“尿不湿”为伴，她不过为再也无法干活而沮丧。或许，这么多年来我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在寂寞中案牍劳形，正是继承了她的秉性吧。

我为母亲做过一件事，写了一篇散文《十八双鞋》。自幼，我们兄妹四人就习惯于穿母亲做的布鞋。千针百纳的布鞋，凝聚着少年时代温馨而艰涩的记忆，历久弥新。散文是由此引发的岁月与亲情的写实，没有一点儿虚构。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翻译家中由美子来中国，为了翻译《十八双鞋》，特意从上海去往锦溪古镇访问母亲。分手时，她向母亲讨了一只买菜用的竹篮带回日本。地在信中对我说：“你有一个可敬的母亲，这是你的幸福。”

这没有故意夸赞的水分。母亲是平凡的、朴素的，甚而因过度劳累而病残，却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敬重。印象中，她右边乳房明显下垂，颇不对称。这是哺育四个孩子的结果。自小我的耳畔总有她脚踩缝纫机，为我们缝缀衣服的声音。然而命运弄人，多年来，我偏偏不能给脚弓畸形的母亲买到一双合适的鞋，令人无法言说地疼痛……

平心而论，我们并非上一辈人的复制，没必要，也没可能。时代给了我们不同的人生岁月。若干年以后，我也会像母亲一样走完最后一步，消逝得无影无踪。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把每一天作为最后一天，珍惜它，不浪费，度过余生。我不再有挥霍的资本。远离那些虚名假誉，似是而非，妄想攫取，烦嚣纷扰，让自己脱离桎梏，真正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许还能做点事，对社会有用。

过分地强调自我，仿佛是给自己设置了一具牢笼，人的一生都可能局促在这难以突破的牢笼里。理智扰乱天真无邪的快乐，让人陷入无边的忧虑，最终却告诉我们行为的指归。正是在精神与肉体的冲突间，我们品尝到了忧虑与痛苦的真实内涵。

可惜，往往很晚才懂。

当年，子贡对孔子诉苦说，自己一直在如此艰辛地奋斗，感到太累了，心里实在是畏难和厌倦，很想歇下来干一些不太累的事情。一贯主张安贫乐道和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孔子耐心地回答道，作为君子要尽一切义务，即使是厌倦了，也要勉而为之。只有当像山峰一样、像大鼎一样的坟墓与自己相伴时，君子才可以享受安息。

这就是“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死亡，是人生的终点。走向那一站无非两种方式：快快乐乐地踱步，充满忧虑地攀缘。结局也只有两种：有的人活着仿佛死了，有的人死了依然活着。是不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到达终点，所以我们永远会在两者之间徘徊呢？

我的叩问没有答案。不必求答案。

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

①众所周知，“公”是相对“私”而言的，公共空间自然应该不同于私人空间。一家人坐电梯下来，电梯就是你的私人空间，一到大厅，有了外人，马上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应该小声说话。为什么？怕干扰到别人。这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   ，即便在文明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还是到处可见抽烟、吐痰，    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大声打手机……餐馆里的众声喧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总是将其归因于未能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开来。

②这诚然是没错的，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③所谓“公共空间”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日常公共生活的“公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私”是无所作为的，只要遵规矩、按常理、循旧俗就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将各种各样的私人意见、看法、观点等汇集为公意的地方。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公共意见”。当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需要的是理性，要让人说话，同时要辩论。

④中国人的古训是在公共场所“莫谈国事”，而康德却说只有在公共场所，你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在私下里，你倒真应该执行你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有学者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国民”，“盖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共同心”，再以后，到1897年，就有人提到了“社会”这个词，专指国家之外为某种目的自行形成之组织。于是“社会”就成了“绅士”表达其个人意愿的公共空间。而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皇帝”和“绅士”两个主体，正是这两个主体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了清王朝的崩解灭亡。

⑤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就叫“公共意识”。有了“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有了公民的意识，知道我应该遵守公共秩序，知道我可以也应该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我个人的不同见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个人的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获得别人的承认。“公民”，按其本意，指的是一个人意识到了他对这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及所享有的权利。一旦“意识到”，就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把本属“私”的东西变成“公”。

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也曾提出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他主张设立学校，并且认为，设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从而起到限制专权的功效，使学校成为绅士的公共空间。有意思的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私”所指的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家族的代表就是绅士。

⑦这当然很有中国特色，但我个人对此还是心存疑虑，害怕家族完全取代了个人，害怕家族中的“家长制”蔓延为全社会的行为规则，然后又成为国家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依据。家国一体，社会的伦理秩序就是国家的政治秩序，这是一种人们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态度。

⑧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公共空间，有了对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中国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