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精神的培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破除所谓的“商业无道德神话”，改变“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塑造“价值优先”的商业文化。

历史地看，现代商业社会的“无道德”特征是与现代商业文明起源于伦理观念这一事实和传统背道而驰的，在现代商业文明发起的源头，伦理观念不但孕育了新的商业精神，还通过这种商业精神带来了持续而稳定的商业繁荣。有趣的是，大约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里，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欧洲。

明清之际，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缔造了中国社会一度的商业繁荣，而在背后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恰恰是被称之为“贾道”的伦理观念。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的商人大多原是儒生，“弃儒就贾”后便不自觉地把儒家的义利观念带入商业活动，渐渐有意识地生发出作为“道统”之一的“贾道”。正是带着经商也是“弘道”的信念，明清之际的儒商不仅有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还乐于承担一切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如编族谱、建宗祠、疏通河道、开路修桥、建书院寺庙等。儒商的种种义举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政府的褒奖，他们也愈发看重自己的名德。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加尔文宗诸派宗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感召下，大量的清教徒投身商业活动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赚取了“第一桶金”。这种赉本主义精神可称之为禁欲主义天职观，即从事商业活动不再是低践的行为，而是符合上帝要求、为上帝劳作的天职。

不难看出，无论是明清商人的“贾道”理念，还是欧洲清教徒的“天职观”，它们之所以能成就一种商业文明或塑造一种商业精神，关键就在于它们能把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某种公认的崇高价值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个体既获得了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认同，社会也从中受益并对个体进行良性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走出“商业无道德神话”的困境，就要在根本上实现个体行为动机与社会成就评价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两者相铺相成、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强调在个体层面改善行为动机而不调整社会成就评价体系，那么道德的个体就有可能在社会压力系统下面临“劣币驱除良币”的道德厦险。如果社会成就评价的调整不能起到改善个体行为动机的效果，那么，再好的评价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无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良性互动不但在说理层面和社会教育系统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视野吸收对方有益的东西，更需要金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一切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通过一定的机制、措施、路径把这种良性互动现实地建立起来并一直推动下去。

（摘编自张霄《培育商业伦理精神》）

先有花朵还是先有蜜蜂？

曾经让我们疑惑多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科学命题，最近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英国科学家证明：必须先有鸡，然后才有蛋。因为蛋的形成需要一种只在鸡的卵巢内才存在的特殊蛋白质，只有这种蛋白质存在，才能形成蛋壳。这种被命名为OC-17的蛋白质，具有催化剂的功能，能够加速蛋壳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鸡和蛋的先后争论有些抽象空泛的话，那么有关花朵和蜜蜂的考证，就显得既具象又具体了，因为有触手可及的化石为证。

在美国地质学家史蒂芬·哈乔维斯发现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化石森林中的一组蜂巢之前，主流科学界均认为地球先有开花植物，后有蜜蜂，两者的间隔有上亿年。仔细想想，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蜜蜂，包裹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块琥珀中，距今已有8000万年。而被子植物，也就是绿色开花植物，在地球的遗迹被测定为距今1.2亿年至1.1亿年前。换句话说，被子植物已然枝繁叶茂，欣欣向荣了三四千万年后，小蜜蜂们才姗姗来迟，虽然它们一见倾心，并在日后建立了绝妙完美的互惠关系。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经碳十四测定距今有2.2亿年，这将蜜蜂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4亿年。也就是说，在被子植物远未破土之前，蜂类昆虫就已经学会了建筑自己的家园，并安居乐业了。它们取食和授粉的对象是结球果的木质植物，即裸子植物，其中包括蕨类植物、苏铁和针叶树等。

哈乔维斯发现的蜂巢化石处于树干的浅层空洞中，树干的节空就是蜜蜂进出的通道，每个巢中藏有15至30个巢室，犹如一个小瓶子，每个巢室都有一个细小的孔，通到较宽敞的小室中。

经比对，它与现在蜂巢的形状和大小都非常接近，但是在化石蜂巢的所有巢室中，均未发现花粉的痕迹，因为那时开花植物尚未出现。生物考古界公认最早的花朵，是一块拇指大小的植物化石，这株植物生活在1.2亿年前。经耶鲁大学的植物学家鉴定，它是一株香草植物，只有一英寸高，很像胡椒，在它之后，才有被子植物进化出烂漫花朵，以花蜜吸引昆虫、飞鸟和蝙蝠，把花粉从一棵植物传播到另一棵植物的花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