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积淀与升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卓越的过去与璀璨的今天。我们在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展望未来。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人类史无前例的高速和平发展之路。然而相对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与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显得并不相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其核心内涵之一。而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可谓相辅相成，倘若对自身文化都产生了距离感、陌生感乃至排斥、厌恶，那么何谈文化复兴与民族崛起呢？因此，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意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据调查，中国公众的文化自信从文化自知、文化自豪、坚定信念、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竞争等维度的认知如下图：

（摘自“人民论坛网”，有删改）

材料二：

拥有悠久的文化传承，但却在很长时间中缺少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文化繁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说，首先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重新树立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发掘出中国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黄会林说：“当代中国的文化正处在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关头。一方面，以扩大物质生产、加快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无限延伸，忽视文化力量的社会将面临着‘精神缺钙’的危险。而在今天，文化艺术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也自然显现出来。物态、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的文化，为心态层面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一直都处于弱势地位。全球化一方面带来所谓的文化趋同，但另一方面更加凸显了各自的差异性，并带来了危机感和紧迫感。独立和自觉是融入世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费孝通曾经明确提出应该立足21世纪，加强文化自觉。因此，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文化发展思维和战略。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中国文化被歪曲、降格、肢解，存在着被通俗文化、高度发达的美国文化日益同化的危险。面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发展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精神与时代要求接轨。”

（摘自《北京晨报》，有删改）

材料三：

青年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强调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够自信。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发展出了一个根植在中国土壤上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东圣西圣，其揆一也”，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优秀基因，对当下的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正向引导力量，正可大放异彩，却见不少青年言必称西方，对自己的宝藏视而不见。相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来中国寻找发展的钥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青年应首先熟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再图融汇异邦文化之所长，才能真正成为既有文化自信与根基又有世界眼光的“新青年”。

又比如，面对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信息潮流，不少年轻人放弃了对信息甄别、筛选、判断的权利，拱手让于网络舆论，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网络上所谓的真假代替了事实的真假，网络上所谓的对错代替了事实的对错，任凭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被裹挟而不自知。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公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来自定力。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早期的测量技术

相传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就是说，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握着规和矩。“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而“矩”则是画方形的曲尺。尽管这些测量工具不一定真发明于大禹时代，但说明在上古时代，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这些工具，也说明至迟在战国后期或汉初已经有了专门的测量人员。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公刘》，其中有一句称公刘“既景乃冈”，就是在一个山冈上立表测影，以确定方向。公刘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末。

《周礼·考工记》称匠人“水地以县”，根据郑玄的解释，“水地以县”就是“于四角立直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从这一记载看来，当时已经掌握了利用挂着重物的线来测量水平面的方法。《周礼》的成书不会晚于战国时期，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肯定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证明，至迟在西汉时，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种方法测量山高、谷深、距离，并有方法同时测量山高及远。指南车和计里鼓车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这为大规模、长距离测量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还为人们提供了利用天象来定位的条件。《诗经》中《小雅·大东》有“维南有箕”（南有箕星）、“维北有斗”（北有斗星）这样的诗句，这首诗大致作于公元前684年前，证明当时人已经知道利用星座的位置来确定方向。《尚书·尧典》中记载的方向已有东、西、南、北四个，《尚书·禹贡》中增加到八个。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西汉初的六壬式盘上，由八干、四雏组成了12个方位。而在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一书的《天文训》中，已出现了24个方位。将式盘和指南针组合，就能构成测量方位的仪器，可以测出山川城郭的具体位置，比较精确地表示在平面图上。

“十字仪”或测距仪曾经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测量工具，一般认为，是由普罗旺斯的犹太学者利瓦伊·本·格尔森在1321年首先提到的。这种测距仪可以用来测量那些无法到达的或不能进行步测的线段的长度。然而北宋科学家沈括却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末，用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在我国已经得到运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陈王刘宠却依靠他神奇的射技暂时保持了一方平安，《后汉书》卷五十有这样的记载：“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宠有强弩数千张。”刘宠能“十发十中”的秘诀，据华峤的解释是“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境，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由于这几句话相当隐晦难懂，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沈括在海州时，有人在地下挖到一只弩机，沈括看到后，觉得很奇怪：用它来观测山的整个宽度时，弩机上的距离很长，而用来观测山腰的一小部分时，弩机上的距离就很短。弩座看来就像一把带有分、寸刻度的尺。沈括认为，原设计者的用意是，当发弩人把箭架在不同的点，并用眼对准箭镞的两端时，他就可以在此弩机上测出山的度，从而就能计算出山的高度，就像数学家所用的相似三角形计算法一样。

这时，沈括理解了刘宠神射的奥秘：所谓“天覆地载”，是指双手握弩的姿势，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所谓“参连为奇”，是指箭镞在所标刻度上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又取决于目标的远近，这样就能确定弩的合适仰角。这一原理和使用相似直角三角形来计算高度和深度的原理完全_致。“三经三纬”，是设在一个框架上的，射手利用它们就可以上下左右地瞄准目标了。

（选自《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