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地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①我们知道，人的情绪、心理、性格极易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

②那么，清旷灵秀的江南山水又对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

③学者常常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来阐述气候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相反，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由于上述原因，他便会感到心神萎靡，缺乏勇气。孟德斯鸠的观点虽然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独特的视角却给人以启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寒冷的气候使人勇敢、豪爽，炎热的气候使人敏感、消沉，而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则具有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江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着千门万户的变换，但基本的心理图景却由其地理环境所规定。

④再就地形地貌的影响来看，黑格尔曾以地形地貌为依据将地理环境分成三种类型，即高原、平原和海岸区域。在黑格尔看来，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别形成了牧业、农业和商业等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亦即江南文化精神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比较江南江北地形地貌的差异来进行阐述。

⑤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我们知道，就普遍的情况来看，北方多崇山峻岭和高原，植被和色彩都显得相对单调。但另一方面，这单调却又是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目光所及，是巨大而高远的世界，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其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的美感类型。而江南则有丰饶的物产、秀美的山川，其植被繁密而多彩，景观变化细微而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期感受着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因此，其文化心理极易被导向精细和柔婉，沈谦评辛弃疾词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呢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不可测。”正指出了凄迷温婉的江南对人的心理与性格的柔化。

⑥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有着区域特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文化心理也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而最能代表江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是稻作，二是舟船。

⑦“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所描绘的就是金秋时节江南地区处处稻谷飘香的美景。《淮南子·坠形训》这样认为：“汾水浊宜麻，济水和宜麦，河水调宜菽，洛水轻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这些都指出了江南是比较适合生长水稻的地区。但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⑧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以航海为生产方式的海岸民族，就容易培育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机智沉着的品格；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迁徙不定和马上生涯中，比较容易形成自由奔放、粗犷彪悍的性格。而处于农耕社会的民族，需要的则是对“秩序"的认可与遵从，滋养出的是稳定、平和。当然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主要的社会形态是农耕社会，    ，在大的民族性上——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北，都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我们以为，江南地区的稻作方式使得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凸显得更为明显，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区域特性。因为水稻的生长相对较为缓慢，生产技术要求更为精细，而且水稻的生产过程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急于求成，只能听其自然，耐心等待。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⑨而至于舟船，无论是出门代步，还是捕捞运输，对于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其意义都不言而喻。我们知道，骑马坐车与驾船荡舟的感觉差异是明显的，即便同样是驾船，荡舟于山水平远的江南水网与航行于激烈动荡的大海，培育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大海中航行，需要冒险的精神和沉着机智的品格，激发的是人的扩张的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相反，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想法，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舒展、自在的心灵。

⑩当然，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原因时，要注意反对地理环境绝对论的倾向。

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江南文化精神有着先天制约性，它独特的地理背景决定了江南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都区别于其他区域。在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原初本态构成了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江南文化精神又不完全受制于地理环境。江南文化精神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生长起来的。正如人的成长一样，其出生时所带有的先天种族、民族的遗传基因固然会决定着他的体格、甚至是性格，但真正影响他情感、心理和性格的是他后天的成长环境。显而易见的是，从远古以至现代，江南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文化特征却有着不同。因此，只有结合对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过程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对其内涵和实质有一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