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纪元前后，世界有两个中心：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在那里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亚里（在埃及的尼罗河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在东方，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建成了一个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看从小兴安岭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和高山组成的天然屏障，只有一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中华国由秦入汉后，开始向西北扩张，一直扩张到中亚。于是，两个世界中心——长安和罗马，借助丝绸之路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沟通。此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建，而中华帝国则由秦汉、隋唐、宋元，一直到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思想一贯，则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②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那么后来的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再也没有复原，而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的世界帝国。长安再次成为世界之都。于是，四邻番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贵族、大食的商人教士、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和睦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吐蕃的马匹，阿拉伯的鸵鸟，天竺的孔雀，波斯的铜器，爪哇的犀牛，高丽的贡纸，井然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相安礼拜。作为帝国之都的长安，有世界胸怀与气象。

③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的影响，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的大山被翻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将大唐文明远播到吐蕃与波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由中国而朝鲜、日本，由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基本形成。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东南亚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共同的价值基础。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摘编自彭艳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07月08日）

美国正经历艰难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它的经济增长缓慢还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随着美国的负债额在未来十年内将几乎相等于其国民收入，其不能有效运作的政治体系似乎也无法应对国家面对的根本挑战。

一些观察家甚至担心欧洲的金融问题将让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衰退。此外，美国的政治依然在预算事务上僵持不下。因为2012年总统大选将近，妥协也变得越发困难——共和党人都寄望经济问题能帮助他们把奥巴马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预测美国将走向衰退，尤其是相对于中国。

这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观点。最近由皮尤研究中心在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15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相信，中国会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在绝对意义上的衰退来说，美国的确面临许多真实的问题，但美国经济依然具备高度生产力。美国在总研发支出、大学排名、诺贝尔奖得奖者人数和企业精神指数上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上月发布的年度经济竞争力报告，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居瑞士、瑞典，芬兰和新加坡这些小经济体之后），而中国只排名第26位。

此外，美国在生物科技及纳米技术这些尖端科技领域依然维持领先地位。在这方面可看不出任何的绝对经济衰退的迹象。

一些观察家担心美国社会将逐渐僵化，尽管对移民问题的焦虑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美国还是从移民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在2005年的统计显示，此前10年美国创立的新企业中有25％有外国移民参与。

许多评论员对美国低效的政治体系表示担忧。没错，美国的开国元勋建立了一个分权的制衡体制，牺牲效率来保障自由。美国目前正经历一个党派极端对立的时期。但这种政治对抗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它建国的年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经常经历这类情况，当前的局势看来非常恶劣，但以前的情况有些比目前更糟。

美国面临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公共债务、低水平中学教育及政治僵局。但请记住这些问题只是整体局面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原则上都能在长期内得到解决。

把这些问题与那些原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当然，美国是否能实施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是个未知数。有几个委员会已经提交了利用增税和削减开支来改变美国债务不断上升趋势的可行方案，但可行性不能保证这些方案一定会被采用。李光耀认为中国“将给美国带来强有力的竞争”，但在总体实力上将无法在本世纪上半叶超越美国的看法，大概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令人沮丧的关于美国绝对衰落的预测，将被证明是与过去几十年类似的预测一样具有误导性。

A．美国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五。

B．美国由于分权的制衡体制带来的政治体系低效。

C．美国面临公共债务、低水平中学教育及政治僵局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D．美国社会将逐渐僵化，对移民问题的焦虑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因为需要，所以繁荣。走出国门的孔子学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发展着，一年大约有50所学院诞生。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说：“目前，还有71个国家的约400所大学强烈要求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以文化的姿态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显现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圣玛丽中学孔子课堂负责人弗兰克·菲利普斯8年前参加该国孔子学院的会议，会上一句“让我听懂你的声音”启发了他。孔子课堂的使命，就是传递和平的信息，面对质疑的声音，找到听众，让听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文化的交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升华，孔子学院并非简单地教授与传播，它的一些活动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利比里亚大学副校长沃特·韦尔什说，孔子学院对大学而言意味着多样性。美国特洛伊大学孔子学院的陈女士说，该院活动涉及41所学校，举办过67场会议、11次培训，组织过15次专家旅行等，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州。

爱丁堡大学校长提摩斯·奥谢赞赏孔子学院的建院模式，由外方先提出申请，双方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签署合作协议。这种模式造就了平等、友好、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主任纳普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孔子学院可以成为教育文化交流的典范。”

(摘编自杨桂青等《孔子学院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今天，孔子学院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专业化趋势，成立了一系列特色孔子学院和特色课程，其中包括中医孔子学院、农业特色孔子学院、纺织服装特色孔子学院、舞蹈和表演孔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饮食文化孔子学院、茶文化孔子学院等，促进了汉语的推广和对外文化的传播。当然，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也面临着缺乏中国文化品牌、传播理念不够创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同时也被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成“中国威胁论”的说辞。未来，应加强孔子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价体系。

(摘编自《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

创建孔子学院是一项大规模行动，它无疑是本千年之初最重要的地缘文化之举。有人将其比作是“语言上的人类登月工程”。该工程创建于2004年，被描述为“中国公权强力参与的文化攻势最亮的名片”。孔子学院主要传播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汉语教育。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其既定目标是弥补该国遭受的国际文化赤字。从现在到2020年，该学院将拥有1000个分校，分布在全球各大陆，它将成为一支庞大的无敌舰队，征服人类的精神和心灵。该工程肩负的使命是让中国以外的1亿人学习汉语，确保中国语言的国际扩展，让普通话成为另一种国际语言。《中国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汉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文章，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和屏幕上的第二大语言，但不久的将来，汉语将位居第一。

(摘自让·路易·鲁瓦著、袁粮钢译《全球文化大变局》)

星斗其人蔡元培

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迁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豁达。“五四”前夕，他与林舒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低毁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本人，而慕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囊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颜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许，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元培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处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元培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元培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所摧垮。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介外和，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元培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起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部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认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他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蔡元培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养在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现出来，构成其复杂文化品性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