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备受舆论关注，他们就是“失独老人”。失独并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但失独人群的大量出现却是我国政策施行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我国于1982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减轻了社会经济资源紧张匮乏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但凡事皆有两面性，这一制度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隐患，失独家庭的大量产生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失独老人就是承担这一后果的弱势群体。

据统计，我国当前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有1．9亿人以上，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年死亡率至少为万分之四，由此比例可推算出，在中国，每年至少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目前，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已经突破百万，而在这数以万计的失独家庭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第一代计划生育家庭，这些失独父母都已经进入老年阶段。如何解决这一特殊群体的收入问题，如何弥补他们在亲情上、精神上的缺失，成为针对这一弱势群体制定养老政策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李艳杰《失独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表一 政府、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员的帮扶与失独者是否走出痛苦

（摘自潘金洪《失独者走出哀伤困境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84位失独者的调查》）

表二 抱团取暖与是否走出痛苦

很多失独家庭的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当他们年老退休后，收入明显减少，身体日渐虚弱，医疗性开支大幅上升，生活越发窘迫。和城镇相比，乡村家庭的收入更为单一，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完全覆盖，失独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只能依靠低保生活，如果再遇到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将变得非常无助。当前，公办养老院数量过少，且进入门槛过高，大部分失独老人都无法入住，而民办养老院费用过高，大多失独老人根本无法负担其高昂的费用，更关键的是，很多养老院需要子女签字才能接收老年人，而失独老人根本找不到“签字人”，养老院出于责任考虑，不敢接收失独老人，这也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一。中国人绝大多数不相信神，他们靠代际传承来寄托希望，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不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因此，大部分失独者害怕刺激，害怕孤独，害怕孤身一人或生病时无人看护，害怕将来无人送终，害怕没有尊严地死去或去世多日无人知晓。如何解决好失独老人的精神困境，让他们得到慰藉、获得温暖，也是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摘编自吴鹏辉《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几点建议》）

骑士在西方社会中有十分明确的、合法的身份和功能。从教会的观点看，骑士是和教士并列的两大社会支柱之一。教士的职务是为人民提供精神的需要，骑士则用武力来维护正义、扶持弱者与捍卫教会。从国家的观点看，骑士则与俗世的“文吏”平行，构成了国王的左右手，前者代表武力，后者代表法律。骑士构成了西方武力的主体，为保卫国家和教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5世纪末期始，由于国家常备军的建立，步兵在战争中作用的增强，骑士集团才逐渐失去其用武之地。

西方的骑士文化在近代仍有其流风余韵。骑士的中心理想影响了近代国际法中有关战争的人道原则，例如战争必须合乎正义、不得虐待战俘等。更重要的，近代的爱国精神也是在骑士的侠义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法国是骑士文化的大本营，而近代爱国精神也最早出现在法国，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可置疑的。西方骑士文化中孕育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这种精神的独立至少使一部分骑士不肯完全臣服于国家权威，因此几乎每一代都有少数激进和叛逆分子出现。也就是说，西方骑士阶级虽然一向承担着为国家和教会维持秩序的任务，但是他们所奉行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疏财仗义、扶弱锄强、崇尚名节等也可以使他们超越社会身份的限制，而反抗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存权威。从这一角度看，骑士文化中的超越价值未尝不能为革命运动提供精神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说，骑士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近代文化。

中国“侠”的发展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骑士属于封建贵族阶级，而“侠”不限于贵族阶级，还有着丰厚的社会基层平民土壤，依托宗族、乡党等基层的社会组织。骑士的地位获得了国家和教会的认同，与之迥异的是，中国的“侠”从来没有获得国家认同的合法性，相反，在朝廷的眼中“侠”的武力是敌对性的，因而必须加以消灭。中国文化自汉代便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宋初，文武之间地位的差异更大。由于这一文化背景的差异，“侠”自东汉起便已开始成为一种超越精神，突破了“武”的领域，并首先进入了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所以我们论及“侠”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影响，不能不特别注意“侠”和“士”的关系。

中国的儒生文士（即“士”）和西方骑士相似，也是一方面承担着建设和维持政治、文化秩序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持“道”以议政的批判传统。我们通常都认定这一批判传统的在儒家。这个判断大体上是有根据的，例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公羊派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说，显然都是反权威的。但是，“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而，认定这个批判传统源于“侠”是能够说得通的。“士”在道理上固以儒家为依归，然而激昂慷慨的侠节却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所以，富于批判精神的“士”也往往带有“侠气”。这一发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儒家传统中本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

（选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有改动）

汽车产业是高端制造业，产销规模大，涉及行业多，影响范围广，带动效应强，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将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新能源汽车列入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3．28亿吨，对外依存度首破60%，达到60．6%。因此，要想摆脱右油对外的依存，实现能源安全，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最有效的途径。

联合国环保组织的调查显示，目前城市中空气污染50%来自燃油汽车的废气排放，而汽车拥有量最集中的欧美国家的一些减市，60%的空气污染能源来自汽车废气。

能源与国家安仝息息相关，汽车废气污染则严重威胁着环境发展和人类的健康与生存，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式，发展零排放（或低排放）、低噪声的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此外，从技术角度考量，中国传统汽车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技术创新能力较低，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与汽车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仍然较大。因此，若要实现弯道超车，需在传统汽车技术快速追赶的同时，以新能源汽车为抓手，实现汽车工业转型升级。

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相关产业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看，主要包括产品研发、零部件采购、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四个方面，全产业链及诸多行业，往往带动100多个产业的发展。中国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以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转型，为建设汽车强国乃至制选强国莫定基础。

（《战略前沿技术》2016年10月18日）

（中国产业信息网整理）

近日，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

事实上，很多国家已出台了类似的禁售日程，荚国、法国今年宣布将于2040年开始禁售传統柴汽油车，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将2030年确定为禁售时间，挪威、荷兰更将这一节点提前至2025年。

与新能源汽车趋势相适应，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也日益清晰。财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为避免企业患上财政补貼"侬赖症"，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的退坡政策已经明确。长远来看，降低补贴幅度，既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更能倒退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加快转型步伐，制选出真正让消费者受益的新能源汽车，最终获得与传统燃油车的比较优势。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下不少人对新能源汽车的前景仍持观望态度，以北京为例，尽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愈发抢手，但上牌率却并不高，这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存在短板，如电池成本昂贵、最大绩航里程不足、充电设施少等。就此而言，只有加怏核心技术研发、实现关键突破，提供技术成熟同时又安全便捷的汽车产品，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取代燃油车。

（《人民日报》201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