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ƒ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乡土美术”是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潮与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左翼美术运动及革命美术诞生以来，乡土美术一直以视觉图像的方式紧随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乡土叙事也随之出现一种“生态转向”现象：乡村、城市、工业、环境等题材的图像叙事，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生态观念意识。

对环境问题的批判，是“生态转向”的主线。随着生态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恶化，中国艺术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并将其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对动物权利的确立与保护，也是“生态转向”的重要内容。大量艺术作品都反映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中渗透着对人与动物关系线的反思与重构。占山的“众生”系列，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众生等”“万物一体”的伦理学立场。雕塑家曹晖“揭开你”系列作品，以牛、猪、羊等动物为对象，通过超级写实性的雕塑语言，精细而逼真地揭开动物作为“他者”的表皮。

对消费欲望的克制，是“生态转向”的精神指向。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术的重要艺术倾向。魏怀亮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切入点，将高速公路、交通标识等现代生活元素符号挪用到中国传统水墨图像当中，重点表现现代城市与交通设施占用自然环境的飞速扩张所引发的社会现象，从而引导人们思考现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带来的创伤。如果说占山、王家增、余明等将忧虑的目光转向了干涸大地、工业废墟、生产与生活垃圾，那么，尚扬的“大风景”系列和“董其昌计划”系列则进一步从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中退却出来，试图遏制现代人过度生产、制造与消费的疯狂欲望。

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是“生态转向”的主旨所在。德国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提出，“把自然看作生存伙伴”。经过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开始重视重续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精神，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乡土艺术发展趋向看，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反思和悲情书写，到人本主义式的生命颂歌和审美主义的风光描绘，中国当代乡土绘画最后必然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味逐渐转型：一种展现天地人文和谐相处的“新乡土绘画”出场。

作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当代“乡土美术”和“乡村叙事”在主题性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视觉形态与精神内涵的“生态转向”。值得期待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乡土叙事”，将更加自觉地完成向“新乡土”美术话语的“生态转向”。

（摘编自彭彤《乡土叙事的“生态转向”》）

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是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士的新标准。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要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马 缨 花

季羡林

①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②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③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④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⑤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

⑥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⑦北平终于解放了。1949年的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划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⑧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思的十三年。我看了很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我曾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看到高凌霄汉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避暑胜地东枝看到开满了小花园的火红照眼的不知名的花朵；我也曾在塔什干看到长得像小树般的玫瑰花。这些花都是异常美妙动人的。

⑨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⑩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⑾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⑿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⒀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⒁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选自1962年10月1日《光明日报》）

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节选)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

儒家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融入了重民、三纲五常、道统等思想，以及提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带来一定的抑制和制约作用。其崇性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于是，儒学在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相互调和，从而使儒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学者吸取了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

《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陶然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格的象征，将其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历史上不少诗人、文学家都写过许多关于竹的诗文。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竹曰：“竹解心虚即我师。”唐代文人刘岩夫写的《植竹记》中将竹与君子的人格相比拟，道：“劲本坚节，不受雪霜，刚也；绿叶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而挺耸，必相依以林秀，义也；虽春阳气旺，终不与众木斗荣，谦也；四时一贯，荣衰不殊，恒也。”从竹子的人格化看出，自然美的各种形式属性本身往往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的地位，相反，人们更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体现物与我、彼与己、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同一，除了竹子以外，人们还将松、梅、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尚品格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