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

宫白羽：“无聊文字”成就武侠宗师

小城

宫白羽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中国大仲马”，他以《十二金钱镖》《联镖记》等作品，纵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武侠文坛，“武林”一词，就是由他首创。

宫白羽年少时就迷恋上评话、公案和侠义小说，每读到精彩处，总是忍不住手且舞之，足且蹈之，甚至有时候还有模有样地自己动手写些故事。15岁时便开始给北京各报刊投一些评点时事的稿件。有一次作文课，他写了一篇《述志》，字里行间已流露出日后要著书之志。1918年，宫白羽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不想命运多舛，其父不久便撒手西去，宫家自此开始败落。宫白羽被迫辍学，到邮局做了一名分拣员，靠着微薄薪酬养家糊口。酷爱文学的宫白羽立志要做一名新文艺家。

1921年，宫白羽偶然知道了当时的名作家周作人的家庭地址，他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一周后，宫白羽竟然收到了回信，但署名不是周作人，而是周树人。宫白羽并不知道周树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鲁迅，捧着这封充满真诚的信，他既感动又惊喜。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开始了和一代文学大师的联系，也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此后，鲁迅又和宫白羽通了几次信，有了鲁迅的指点，宫白羽进军新文学的决心更强了。宫白羽决定辞去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坛。

宫白羽的文坛生涯走得极不顺利，先是卖文为生，于1926年到北京《国民晚报》做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便去做校对，没干多久又干不下去了。宫白羽只身来到天津，在《商报》做文书，后来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校对和编辑，都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正当宫白羽生计无着落之时，天津的一家出版社给出高额稿酬邀他写武侠小说。当时沦陷区里的武侠小说成了老百姓寻找安慰打发时光的东西，很受欢迎。迫于生计的宫白羽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纯文学梦，拿起了写武侠这种“无聊文字”的笔。

深受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影响的宫白羽，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但他仍严格遵循着鲁迅对自己的教诲，将武侠故事融入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因而比起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宫白羽和别人合写了《十二金钱镖》的上半部后，又独立完成了下半部。作品一经发表，立马引起关注，成群结队的读者每日排队买报纸看他的连载，他一鼓作气，写出了一系列和《十二金钱镖》相关联的作品，组成了“钱镖四部稿”。几年时间，宫白羽便出版了十几部畅销作品，一下子闻名全国。20世纪50年代初，宫白羽又应邀为香港《大公报》写《绿林豪侠传》，而当时的副刊编辑便是日后的武侠名家梁羽生，正是受到宫白羽作品的影响，梁羽生也开始写起了武侠小说。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不但人物形象生动深刻，语言洒脱顺畅，其思想内容亦丰富深远，被时人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

虽然因武侠小说名就功成，但宫白羽却始终对自己创作武侠心中抱愧，深感辜负了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他说：“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的文字。”在武侠小说的盛名之外，宫白羽一直在潜心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也才算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当初对自己的教诲。宫白羽的知识面很广，中国典籍，西方名著，他无不通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成就，他于1961年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到了晚年，宫白羽更是无意名利，一心投入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当中。当时的年轻学者慕名去拜访他，原以为这位武侠小说宗师如香港报纸上所写的那样，家有演武堂，整日宾朋满座。一到“宫宅”，但见一代风云人物，只是蜗居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斗室里，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一张老旧的小炕桌放在床上，是宫白羽写字吃饭的唯一用具。

暮年清贫，宫白羽却不愿提及自己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名头，他只想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方面有些成就。1966年，67岁的宫白羽于天津去世。一代武侠宗师，走完了传奇的人生。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