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760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1236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__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760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1279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皇,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的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十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