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等。下面是《三联生活周刊》对叶嘉莹的访谈节选。

三联生活周刊：你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功底，又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理论来研究诗词，使古典诗词研究拓展了一个层面。这一点是怎么完成的？

叶嘉莹：想起来我很幸运，我是中文系出身，而且我是从小在家里熏习陶冶出来的。我后来不得已而要留在海外任教，不得不学会用英语讲中国文学。我每天查生字到半夜两点钟，这是为了生存没有办法，被逼出来的。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其实我更大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所以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光听讲不够，还要找人家的书来看。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噢，这一点就可以来解释我们中国的诗歌！我们中国古人的诗话、词话甚至文学理论，没有一个很科学的、逻辑的思维理论。王国维虽然是比较晚近的人物，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启蒙，但他的文学批评《人间词话》仍很抽象，比如清空、飘逸、沉着……这些对学生来说都是很空泛的东西，抓不住什么。

如果我跟西方的学生讲诗的气韵、词的境界，他们是听不懂的。你不能不用一些他们比较有逻辑的理性的思辨来说明这些事情，所以我的解说要结合西方理论，这是现实的需要。我虽然用西方的理论，但我不被任何一家西方的理论所束缚。西方的跟中国的不能够完全对接，所以只能是把可用的东西拿来利用。当然先要有中国的文学根底，才能拿得对。所以一定要先有古典文学的基础，然后再去学西方的东西。如果先学了一套西方理论，回来生搬硬套，是表皮的附会、牵强、生硬、浅薄，我也不赞成这种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传统诗词的学习上面，你不仅提倡多读，而且要吟诵。为什么要强调吟诵？

叶嘉莹：我们中国古代的学习，可以说从周朝开始，就是伴随吟诵的。我们都常常笑当年的私塾，摇头摆脑地这样吟唱。可是我们前辈的学者、历史上诗词伟大的作者，他们旧学的根底都是从小这样背诵吟唱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会写作旧诗，或者写得不够好，也是因为缺少了这一层的基本训练。而吟唱是帮助你记诵的，记诵既帮助你写作也帮助你欣赏。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推行诗歌朗诵活动，这与你倡导的吟诵一致吗？

叶嘉莹：朗读跟吟诵有很大的区别。朗读有一种表演的性质。但是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不合适。我们中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都是内向的，是向内在的追求。所以吟诵也应该是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你自己拿一本古诗，把你的心灵、感情、意念都跟那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的、知识上打成一片，是要从感性上打成一片。

三联生活周刊：古典诗词在塑造现代人心灵上有什么作用？

叶嘉莹：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西方也有学术观点认为，读者的阅读，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个人的人生体验来说，诗词为你带来了什么？

叶嘉莹：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我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的教研工作者，可是我当年回国的那一片初心和意愿30多年来没有改变，今天我仍然盼望着古典诗词和中华文化的长流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

西周的天命观念，大凡是指上天对周王之命，即赋予周王的政治统治权力，不关系个人的寿命；诸侯以下则不得与天命。春秋时代由于天子对天命的垄断被打破，天子以下的人们才能与天命发生关联。从此，天命的观念才从政治权力的信仰依据扩展到社会性的个人寿命，而个人生命于祖先的信仰遂有转移皈依到天帝的趋势。如西周晚期宗周钟铭文云：“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其所保者是王位而已。所谓“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帝者，天下所适也。”反映的就是天命信仰的仪式化实质。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德配天地”的德，就是顺从“天”的政行，是善政、美德。所以，这个“德”还是同姓或同宗人所共有的东西。因此，传递于祖孙之间、父子之间的“德”，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家族的政治势力，具体的来说就是世为王官的职守和权力。祖德与己德的联系，祖考的职守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是并行一体的。而具此“德”之君子，必然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子，是天命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理性化组织形态。由此可见，这个“德”是一种信仰与权力的整合形式，是“民”与“神”的双重体现，也是神人关系的双重整合以及在此整合构成之中的权力渗透。具备此“德”者，上足以配天、敬天，下足以忠信于人鬼之间，足以君临天下为天子，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的圣人。

天命信仰于是具备了人间的德行，“天命惟德”的宗教伦理因此问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间德行上配于天，这就是“以德配天”，或者是敬天以德。把道德属性按照人间的权力需要赋予了天神，使“德行”成为天意神性中最重要的构成。同时，对于社会伦理的强调也提高到宗教的高度，是神性对于人性的赋予。而权力的拥有者如果能够“修德”而“保民”，则成为能否邀获天命、把自己包装成为天人关系的中介或成为天命体现者的决定因素。 

这个信仰原型，在于它并不是源自于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那样的至上神崇拜方式，而是一个普遍主义（天）的特殊信仰（命）方式，并以其普遍的特殊主义方式将普遍的赋予改变成为个人精神的非常禀赋，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普遍主义的内涵。同样是上天的命令，接受者可为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身份，甚至是以其个人的身份在其接受天命之后转变为国家的生命即现实权力的合法性。

这说明，儒家的天命信仰，并非来自个人的创造，而是赋予人们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神圣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紧密联系。它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超凡特质的权威及其血统能够产生神圣的感召力，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神圣力量相关联，所以是同样具有宗教一般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特质，以至于这“……神圣信仰是以强制性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它们的力量更多地只是来自对报应的尊重，而非对它的畏惧”。

（摘编自《儒教“天命”观念及其信仰方式——兼论儒教信仰的当代转型》）

材料一：

从2017年9月1日的秋季学期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审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将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

教育部相关专家介绍,对统编三科教材要从根本上把好“三关”——政治关、理念关和科学关。审查教材的思想性，以保证教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审查教材是否注重学思结合,是否注重知行合一,是否注重以学生为本；审查教材是否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内容是否准确；容量是否适当,难度是否适宜,选材是否符合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最基本内容和社会发展的新成果,编排是否体现整体性和系统性。

(据《中国之声》2017年8月报道)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强化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语文教材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思》《黄河颂》《我爱这土地》等文章。教材中既有叙写***、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领袖的文章,也有描绘江姐、雷锋等革命英雄人物的篇目,以及记录钱学森、邓稼先等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的篇章,还有鲁迅、茅盾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历史教材系统讲述***建立、发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涉及老一辈革命家40多位；完整介紹了中国抗战14年的史实。道德与法治教材讲述了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等具有代表性的内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中新网北京8月28日记者阚枫)

材料四：

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三科教材，2017年上半年完成了全部的编审工作。

为什么要统编三科教材?第一,统编三科教材是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第二,这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第三,统编三科教材是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

三科教材的编写原则：一是要坚持德育为先，以德塑魂；二是坚持以学生为本,易教利学；三是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

教育部有序推进教材的编审工作：第一,组建编写团队。通过推荐、评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专家担任三科教材总主编。同时,调集全国知名学科专家、优秀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组建了一个140多人的编写团队,主编领衔,集体创作。第二,精心组织编写的四个环节。研制大纲——编写样章——撰写初稿——修改完善。教材编写完成之后,还要强化实践检验,在10多个省300多所学校开展了试教试用。第三，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考虑这些征求意见的机构、专家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再一个,注重听取一线的意见,组织了东中西9个省份的特级教师对教材进行精细审读，每科教材请了100多位一线教师进行审读。最后是严格审查把关。按照编审分离原则,专门有一部分专家进行审查,实行四审(思想政治审查、学科审查、专题审查、综合审查)制度,严把“三关”。最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投入使用。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8月28日《义务教育三科教材有关情况》)

材料一：

2017年7月27日，住建部公布了第二批276个特色小镇名单，加上2016年住建部公布的第一批特色小镇127个，目前全国特色小镇一共403个。

特色小镇产业类型占比图

特色小镇最多的十个省份数据

材料二：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说法，特色小镇是在几平方公里土地上集聚特色产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融合、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稳妥推进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涌现出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但是，一些地方的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概念不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以及市场化不足等问题，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和房地产化的苗头。

为此，2017年12月4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发布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要控制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数量，避免分解指标、层层加码。统一实行宽进严定、动态淘汰的创建达标制度，取消一次性命名制，避免各地区只管前期申报、不管后期发展。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目前有六种特色小镇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一是增加政府债务风险的，政府举债建设而加重债务包袱的；二是“假小镇真地产”项目，房地产化倾向严重的；三是简单堆砌和碎片化开发，缺乏统一规划引导的；四是内容重复、形态雷同、特色不鲜明和同质化竞争的；五是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另起炉灶、大拆大建的；六是挖山填湖、破坏山水田园，破坏生态的。

（摘编自《面临优胜劣汰，特色小镇如何创新发展》，2018年3月30日《中国商报》）

材料三：

特色小镇不是越多越好，盲目发展潜藏风险。有关部门测算，一座面积1-3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投资要几十亿元。跟风上产业，市场风险不小，一旦产业有闪失，会让地方背上沉重的包袱，加大债务风险。前些年，一些地方发展食用菌、苗木产业，一哄而上后产能过剩，“菇变草”“苗变草”，这样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另外，有的地方“假小镇真地产”，加大了房地产库存，可能重蹈“摊大饼、造新城”的覆辙，让造出的新镇变“空镇”。

特色小镇重在“特色”。不管是产业小镇、文化小镇、体育小镇，个性化才有竞争力、生命力。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要管住一哄而上、拔苗助长的冲动。特色小镇先发地浙江，率先出台了评定标准，启动特色小镇优胜劣汰机制，对不合格的地方“摘牌”。各地也应加快建立特色小镇退出机制，严控数量，提高质量，避免“争个帽子睡大觉”现象。

特色小镇是人的宜居宜业小镇。建设特色小镇是一个发现、挖掘特色资源的过程，如何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融合是一个新课题。不能把城市文化、城市建设思维强加到小镇上，挖山填湖，破坏山水田园。应当科学规划，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用地规模，有好的生活环境，有稳当的饭碗，才能吸引更多人就近就业、就地城镇化。

（摘编自赵永平《特色小镇莫揠苗助长》，201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