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人类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目前正在以相当于正常水平的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球已有约3．4万种植物和 5200 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物种分布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这些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标。但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使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日益萎缩，一部分动植物不得不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材料二

近年来生物学家发现，城市中部分野生物种对相比地球漫长历史还十分年轻的人工环境有着不可思议的适应力。

科学家正努力揭示各物种在城市中的进化情况。“坦白说，部分物种对这种极端约束适应能力之强着实令人惊叹。”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切普图评论道。“这其中不仅存在微观进化，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宏观进化。”荷兰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进化论研究员曼诺・希尔图森说，“我们在城市观察到的进化，其速度接近理论上的最大值，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在密集型农业时代，城市将成为全新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这一潜能还将不断得到激发。

（取材于吴苏妹编译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研究发现，每个物种每一次成功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会有多个物种在当地消失；而一个物种若过于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也意味着有众多个体要做出牺牲。城市化引发的生物快速进化往往要付出代价。

城市中的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进化是一个难以操控、可预见性低的课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马克・约翰逊强调说：“我们观察到，一些物种在全世界大部分城市中都呈现出趋同进化。在部分城市，物种未能顺利适应， 个中缘由目前还不得而知”。

（取材于赵照熙等的相关文章）

从建安^①时期开始，文人多数是在朝做侍从供奉，或在外作一薄宦，或靠府主为生。这个情形，到了唐代更甚。唐代的社会是贵族的社会，唐代的政治掌握在门阀手中。中唐以来，地方割据的势力瓜分朝廷的政权，各节度使又每成一个小朝廷，能养清客。这时候的书生多出身于清门，他们却多在华贵的社会中作客，譬如：李白只是朝中权贵的客，杜甫只是地方节度使的客。中、晚唐诗人的作客生活尤其表显这情形，直至五代不曾改。经五代之乱，世族社会式微，到了北宋以后，文人每以射策^②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从此一变，直陈其事，求以理胜者多。诗风从此一变，以作散文的手段作诗，而直说自己的话。以前读书人和统治者并非一事，现在差不多是一类了；以前的诗人寄居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诗人说话要投别人的兴趣，现在可以直说自己的话了。总而言之，以前的诗多是文饰其外，现在的诗可以发挥其中了。以前是客，现在是主了。社会组织之变迁影响及于文人的生活，文人的生活影响及于文章之风气。

――改写自傅斯年《文人的职业》

注：①建安：东汉献帝的年号。②射策：宋代科举时，考生针对皇帝的策问，提出应对之方略

①一般而言,消费升级是人们消费生活的范围扩展和品质提升,以及消费方式的革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从经济起飞阶段向大众消费阶段,国家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居民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的消费倾向总体上呈现出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费的特征,一波又一波的消费升级使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可以说这些用消费品由点到面、由示范到模仿的普及过程,不只是反映了个人或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这一简单的事实,而且也是一场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

②当然,消费升级并不是到现代社会中才出现的消费现象,人类社会每一次生产技术的变革,都会带来日常生活领域的消费升级。例如,宋末元初黄道婆对手工棉纺织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以前“富可穿丝穷穿麻”的穿衣传统,缩小了服饰原料之间的等级差别,普通百姓的日常着装得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消费升级。不过这种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消费升级是一个线慢的过程,它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诉求,与现代市场经济中极速的消费升级不可同日而语。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生活水平的现代化是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诉求,没有日常生活的消费升级,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活水平。

③因此,消费升级可以说是一场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运动,它已超越个体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发展话语:一方面,只有通过不断的消费升级才能让广大居民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生活标准:另一方面,通过消费升线来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家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策略,受无疑问,在一系列政策性动力机制的促发之下,中国社会将迎来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浪潮,这将一步步把我们带入丰盛的消费社会之中,而消费社会的到来也必将加快我们消费升级的步伐,满足我们对现代化生活的想象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阶层的界限,实现日常消费的民主化。

④但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在消费增长过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会不断出现消费生活的阶层分化,从个体层面来看,一部分人将会在消费升级的大道上越走越远,而另一部分人则很可能跟不上消费升线的步夜,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实现消费升级。从国家层面来看,通过消费升级来扩大内需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样的后果,不仅不利于释放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不利于增进全体居民的消费福利。因此在看似增长的消费升级中,消费不平等的态势也进一步加剧了。或者,用波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过去一直是一成不变的不平等,今天在增长的过程中通过增长又重新出现了”。

(摘编自林晓《增长中的不平等: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