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

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不仅表现在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国际格局调整上，还体现在社会思潮、文化观念、心理结构特别是人们的国际秩序观、时代价值观、哲学发展观的变化上。

②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赋予了全球跨文化交流更多的手段、渠道和动能。世界正在进入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代表、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文明”时代。过往的工业经济模式要求劳动者具有集体协作精神和一定的纪律性，而数字经济环境下则对人的个体性、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应，人类文明形态正在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程式化、机械化，向现代信息文明时代的个性化、差异化价值取向发生转变。

③在信息多元芜杂的时代，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经验、情感和信仰作出判断，一定程度上易于形成封闭而独立的“信息茧房”或“资讯回声室”，有时甚至滋生情绪化或非理性的“后真相”现象。相对于事实与证据，公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变得更为重要，网民更倾向于在虚拟网络空间寻找真实存在感。

④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流取向，世界文明秩序笼罩在西方文明中心论之下。时至今日，以美欧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在文化价值、思想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仍然处于优势位置，国际人文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之势。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经济危机久拖不决、自身社会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外来移民异域文化持续输入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等内外因素冲击和影响，美欧国内政治、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出现深刻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动摇，美国的种族“大融炉”向文化“马赛克”演变，欧洲不少民众对社会支柱性信念提出质疑、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迷失前进方向。随着认知的混乱和共识的难寻，美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危机，身份主义政治盛行，文化虚无现象加重，反移民、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

⑤这种国内价值观焦虑、散乱和迷茫映射到国际层面，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更加倾向于用逆全球化的文化排外主义应对多元人文国际格局发展，出现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合流，种族主义与霸权主义合流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高举“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等旗号，强推所谓“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他国进行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全球主义的渗透和植入。文化霸权主义及其秉持的一元化逻辑加剧了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张力，威胁着人类文明多样性。

⑥与此同时，反对和抵制西方文化一元化作法，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已成为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呼声，保持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文化隔阂、文明对立、族群冲突等问题不断对现代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国际社会亟须增强对人类文明的责任感，探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对话，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选自《光明日报》——《百年变局视域下全球人文交流走势及特点》2019年8月）

松柏树林

林斤澜

⑴北京的冬天，全靠松柏树保留点绿色。松柏树到处都被赞赏，在寒冷的北方，挺立在风沙里、风雪里、风暴里，就更加英雄了。

⑵北京四郊都有拿松柏树取地名的：一棵松、五棵松、柏树坟、柏树地……西山的山沟里，有个地方叫三棵松。真有三棵抱不住的松树，鼎足而立，枝杈舒展，气宇轩昂。老乡们说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忠义千秋”，并肩拉膀地站着，成百年就这样儿站着，一般的好哥们是比不了的。要问这不累得慌？据赶车的说：有天深夜惊了马，一看是遇见了张三爷下来遛弯儿。据放羊的说：有年大风雪压塌了羊圈，关二爷还来敲过窗户。他是拿马鞭敲的，要是青龙偃月刀，窗户早给敲碎了。

⑶听了这些传说，如果目不转睛地看着松柏树，大有可能得到老乡们得到过的启发：松柏树是神灵的树。

⑷偌大的北京城，东南角上有个小小的龙潭湖。龙潭湖的东南角上，有一片小小的松柏树林。清晨，走到河沿，就会有略带辛辣的清香，扑鼻而来。隔三五棵树，就有一个人贴近针叶，深深呼吸，好像亲吻。双手动弹，帮助呼吸，就像拥抱。功夫到家的，一呼一吸，鼻子里全带出哨声来。据研究家说，这清香里饱和着“臭氧”，这“臭氧”延年益寿，消除百病。据说第一百几十中学的一个小姑娘，前两年眼见不行了，现在中学毕了业，考上大学了。那边那个半老汉，呼吸的哨音好像鼻子里养着只黄鸟，他是准备提前退休的人。现在做完呼吸又去上班了……

⑸是   的树吗？只怕是    的树吧！

⑹北京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松柏树早不耐烦，冒犯着霜冻嫩绿了起来，翠绿起来，油绿起来……坚定不移地浑身显出碧玉的光彩来。北京人这时却爱说：“隔河看柳。”那柔柔的柳条，透出来嫩黄嫩黄。它有金黄的颜色，又有黄金没有的妩媚。为什么不说“隔河看松柏”呢？也许只有饮食清简的人，才更喜爱冷静的碧玉。

⑺这时，鸟儿们一阵阵飞过天空，它们看见了龙潭湖水，看见了水边的嫩黄新绿，就唧唧啾啾地下来歇一歇，找一找吃的。爱鸟爱到馋得想占有的人们，就在树林里张起挂网，地上布置了拉网，常常和遛弯儿的人发生矛盾。

⑻但松柏树林里没有这些事。偶然也有零星小鸟，下到松树枝上站一站，失望地呼叫着伙伴们飞走。柏树上连这样的偶然也是没有的。鸟儿们对“臭氧”的辛辣有敏感吗？还是柏树太严肃了，成了禁区，“红子”、“黄鸟”的小夜曲轻音乐在这里不自在，更不用说那百灵鸟的电子音乐了。

⑼多么美好的事物也有缺点，连灾难也难得避免。

⑽有年夏天，松树林的西北角，出现了红蜘蛛。这东西有个血红的肚子，另外就是许多只脚，整天忙忙碌碌地爬来爬去，吐着丝，结成网。有时用一条丝吊着，有时在网上横行，和道士画符一样。血红应当是鲜艳的色彩，丝也和丝绸的丝差不多，可是构成了肮脏、霉烂、窒闷、怪异，最后是恐怖。

⑾松树干了，黄了，枯了，死了。那样英雄的形象，却叫这些小东西弄得毫无办法。一棵树弄成这样，已经叫人难过。十棵二十棵就是一片，叫人看了只好掉头走开，说恐怖那是不假的。松树有另外的一面：太老实，太驯服，太顺从。它不长刺不长毛，也不长臭胶和毒汁儿。

⑿那年冬天从西北来了寒流，白天也是零下好几度，持续了十几天。大雪压枝不化，树根的雪堆冻成冰坨。等到又一度春回大地，雪化冰消，咦，红蜘蛛死绝了。

⒀树干滋润起来，有个把地方鼓胀起来，拱出来一星嫩绿，绿得闪亮。日长夜长，长出一枝新松，和枯枝对照，衰老和青春同在，死亡和生命并存。这是哪位诗人还是哲学家说过的吧。我好像这才认识了松柏树。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