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①文学翻译是什么，需要什么？既然是翻译，固然这是一个把原文文本传递成译文文本的工作。于是，自然需要对至少两种语言的把握，以及目标语言的文字功底。但仅仅如此，恐怕还远远不够。

②我认为，或者说，我想强调的是，译者首先需要对原文本有鉴赏能力。

③照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说法，不是每个人都会鉴赏。这需要训练。有那么一些人，很遺憾，即便是训练也不能使其获得鉴赏力。芥川认为，文艺鉴赏不光是把樱花理解为一种花木，而是与此同时，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感觉；也就是说，在进行“认知性”理解的同时，更有“情绪性”理解。芥川说了句颇为刺耳的话：如果不能有情绪性理解，就最好离文艺远点儿。

④我很认同芥川的说法。首先，在译者选择要翻译的作品之初，鉴赏问题已经产生，鉴赏机制也已经启动了。译者应选择自己“有感觉”的作品。这个感觉就是“情绪性理解”。然而，对于哪种作品能产生情绪性理解，这牵涉到译者本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学养，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鉴赏力。

⑤其次，不少人一定有这样的体验： 比如，同一个原文字眼，对应的可能是多个带有细微差别的译文字眼；在对译文字词的选择，韵味的拿捏中，受到考验的首先是译者的鉴赏力，其后才是目标文本，比如说中文的修养。

⑥回到芥川的情绪理解说，我认为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既要把握细微之处的奥妙，又要能领略宏大之处的感动。有这样的鉴赏感知垫底，再从一个字眼、一个标点出发，一段一段织布一样地去翻译。那么，在字眼的选择，在节奏和语气的表达等方面，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神采。

⑦所以，离开了鉴赏能力，所谓“信达雅”，所谓“直译”和“意译”，所谓翻译要达到“化境”等等说法，恐怕都还无从谈起。

⑧当然，文学鉴赏本身是个相当复杂，很难用有形的标杆去测量的问题和概念。不同译者的鉴赏力不同，不同读者的鉴赏力也不同。可以做参照物的，无非是文本以及文学的金线本身。什么是文学的金线，这又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概念了。但估计，不少人都能感觉到也难以否认文学金线的存在。我倾向于从经典及当代经典中体会文学，进而磨练文学的鉴赏力。因为，在那些被看作经典的作品中，有作家的苦心，以及古往今来无数鉴赏者的思虑，值得细细揣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经典落后于时代。

⑨一个译本，是译者在某个时期文学鉴赏力的某种体现。鉴赏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提高的可能性，同时，鉴赏力并没有一个可触及的顶点，所以，鉴赏力完全是有待提高的。文学翻译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自我磨砺的过程。一名译者穿过鉴赏的全程，抵达的结果就是一个译本。我说“结果”而不是“终点”，是因为鉴赏力的待提高性，注定了结果的“阶段性”。鉴赏力的待提高性以及启动鉴赏机制后的过程本身，注定了文学翻译苦中有乐，文学译本可以也有待不断被超越，被自己或者他人——文学翻译，是一个没有终点，也不必预设终点的鉴赏旅程。

（节选自2015年5月1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