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金陵九冬，悲歌击筑。一声声呼唤，一阵阵悲泣，划破这个寂静的冬晨。来自世界各地的吕门弟子和东南大学师生代表等千余人，齐聚南京市殡仪馆，为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的吕志涛送行。

②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自发前来送行的人们排成一条长龙。2017年1月11日，常年疾病缠身的吕志涛永远合上了双眼，走完了80年的人生路。临走前，他的手里仍紧紧攥着一支钢笔，枕边几张散落的稿纸上，凌乱地记录着对学生论文的修改意见和对学科建设的一些随想。

③1965年，吕志涛研究生毕业，因品学兼优，当时系主任兼研究生导师徐百川建议他留校任教。

④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⑤从最初的助教到讲师，再到教授，他把自己的半生光阴奉献给了三尺讲台，将教书育人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⑥“人生得此恩师，足矣！”孟少平跟随吕志涛35年，恩师诚朴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孟少平说，读研时他的某项课题国内外研究很少，参考资料难寻，花了很长时间只查找到一位俄罗斯学者的文章，通篇俄文，他实在看不懂，只能前去请教恩师。“当时先生还在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本以为他只会告诉我文章的核心内容，没想到他却熬了两个通宵把论文翻译出来。”回忆起当时拿到翻译的论文的情景，孟少平双目濡湿。如今，已身为博导的孟少平遇到难题时，还是会忍不住求助恩师，只是，那间熟悉的办公室里再无那道熟悉的身影。

⑦在吕志涛心中，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1989年意外骨折后，他因为放心不下学生，便把课堂搬到了家里。一米宽的过道里摆放着数十张小马扎，无法站立的吕志涛瘫坐在椅子上给学生上课，60厘米的小黑板总是写了再擦、擦了再写……

⑧数十年后，羽翼已丰的学生们回来探望恩师，还是会坐在小马扎上，静静凝视那块小黑板，细心地聆听恩师的教诲，一如当年。

⑨“先生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教书育人上了。”宋业坛说，他投入恩师门下时，先生已年近80高龄。那段时间，吕志涛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行动日益艰难，但是为了及时指导学生，他仍然坚持每天去一次学院了解情况。从家到学院，常人10分钟的路程，吕志涛要拄着拐杖走30多分钟，中间至少停歇3次。

⑩“每次听到石板路上的‘笃、笃’声，我们就知道先生来了。”想起昔日恩师的悉心指导，宋业坛泣不成声。

⑩躬耕于教，育万千桃李。如今，郑文忠、戴雅萍、冯健、曾滨等百余名吕门弟子分布世界各地，成为国内外建筑学界的顶梁柱。

（摘编自郑晋鸣、李薇《科研工作也要“文以载道”》）

我国著名结构工程专家吕志涛院士指出，目前中国高楼越建越多，超高层建筑正大量在建，应当降温。

超高层建筑为什么应当降温？吕志涛院士说，一是结构问题，上百层的超高层建筑目前在结构上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二是建设成本太高。如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建设成本超过了50亿元，仅一天的营运成本就要100万元。三是没有节约用地。城市建筑需要节约用地，但超高层建筑必须考虑停车场、绿地等配套设施用地，实际上未起到节约用地的作用。四是难以应对消防等突发事件。因此，吕志涛院士说，百层以上、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要尽量少建。但他同时认为二三十层的高层住宅还是要多多建设。为什么？因为二三十层的高层住宅能节约用地，解决我国人多、住房用地紧张的矛盾，从技术上说，也已比较成熟。

吕志涛院士还对不顾实际、不计成本、片面追求建筑美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搞大工程、大建筑要以实用、安全、经济、美观为原则，现在很多地方不适当地把美观放到了首位，不仅提高了建设成本，也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的甚至留下了安全隐患，亟须引起社会重视。

（摘编自《吕志涛院士呼吁：“超高层建筑热”应当降温》）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②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

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③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⑤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中国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2页上部分）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名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它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倡导消费者和企业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绿色产品；其二，在消费和产品生产销售时关注相关废弃物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其三，引导消费与生产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消费数量应适度性和减量化；消费结构要合理平衡；消费模式以消费行为带动生产、流通及废弃物处理全过程的绿色化。

（摘编自胡术刚、栾小凯、牛海丽《我们距离绿色消费还有多远》）

中国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拥有量不足的国情，决定了绿色消费在中国的重要性。首先是必须控制对资源的消费，将节约为先贯穿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消费活动。同时，还必须分清消费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消费数量的提高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消费不是绿色的，就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我国应高度重视绿色消费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消费者选择商品应将绿色化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标准，拒绝耗电、耗水、寿命短、排污多的产品，这必然会促进生产厂家向生产出售绿色产品的方向努力。现在社会上仍有很多不够绿色的消费活动，虽然程度不同、类型不同，而且很难建立统一的标准，但追求奢侈、讲究阔绰的消费观念是必须摒弃的。

（摘编自钱易《以绿色消费促绿色发展》）

（摘编自《中国绿色消费者报告》）

德国颁布实施的《电力输送法》明确规定，电力运营商有义务有偿接纳在其供电范围内生产出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政府则给予电网运营商必要的财政补贴，偿付金额最少为其从终端用户所获平均受益的80%。日本则颁布实施了《绿色消费法》，优先采购资源再生产品，借以引导和支持企业对环境的保护。美国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推动绿色消费。如出台了《联邦政府采购法》，对政府绿色采购做了详细规定，并以联邦法令与总统行政命令作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基础。

发达国家政府积极承担对全民进行绿色教育的责任，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知识和绿色消费知识水平，增强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意识。2005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经对绿色采购的实际成果进行了调查，60%以上的市民认为，他们常常留意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商品。40%以上的市民认为，在价格相同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购买再生产品

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制定绿色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标志”、美国的“再生标志”等，使绿色标志和价格、质量一样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国外巧推绿色消费打造“节能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