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贵族”钱钟书

张建术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大家共同的心声。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的恃才傲物，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是钱钟书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在一次座谈会上的钱钟书：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会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文背诵那位诗人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来，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有人这样谈观感：钱钟书似乎不是在发言，而是在“表演”。两个小时“表演”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这些吓坏了的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有一部真正能吓坏他们的书，就是正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好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偕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咋舌，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议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方便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他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

更使杨绛好笑的是钱钟书一辈子开不了钱庄。有同事找钱钟书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一千。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五百，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两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三千。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千五，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那时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书。据说犹太人认为把知识财富装进脑子里，比置办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主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曾指着孔方兄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

（摘自《魔镜里的钱钟书》，有删改）

中国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这当然是独特的优势，但也有着“甜蜜的烦恼”——有限的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简直是杯水车薪。跟意大利等文物大国相比，我国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技术和管理力度都差距明显。那些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物建筑尚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那些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无法开发成景点收门票的文物建筑，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以弥补政府部门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的不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文物保护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应该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在美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制度中，其经费既有联邦政府拨款，也通过税费减免鼓励社会各界的投资和捐赠。另一个文物大国英国，其保护资金也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捐赠和个人捐款。反观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主要靠政府，目前还没有形成多方参与、多元投资的机制。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在文保领域的应有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文物知识普及的过程。文物保护不应该是“死的保护”，而应该是“活的保护”。不应该是把一座文物建筑围起来、封起来，使它徒留一个死的躯壳，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应该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文物建筑得到多方面利用，比如教学、参观、研究，使其成为文化产业、文化活动的载体。参与的社会力量越广泛，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也就越广泛。在各种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文物建筑得以以“活的形式”存在，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是一件新生事物，在保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首先，对于哪些文物可以交给社会，哪些文物必须由文保部门严格管理保护，要有科学论证和明确界定。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保护规范。其次，要确保参与认养的社会力量，具备从事文物保护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条件，防止保护文物变成毁坏文物。再次，对于社会力量保护、利用文物建筑的行为，要实施全面全程监督，严禁对文物建筑进行竭泽而渔的商业开发，防止不当利用危及文物安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相关信息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防止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一旦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文物知识，以及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文化的力量抵达人们的内心深处，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由文保部门、文保机构唱独角戏的“小文保”模式，要逐步转型为政府部门牵头，专业机构发挥主力作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大文保”模式。当然，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建章立制，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符合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推进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