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翻脸不认人”的面纱

不少人在见过别人一面后，下次再见面又不认识了，这种现象尤以知识分子居多。为什么会出现“翻脸不认人”的现象呢？法国研究人员发现，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有一定的关联性，阅读能力强的人往往面部识别能力弱。

为什么知识分子面部识别能力弱？以往大多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直到最近，法国研究人员才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发现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研究人员斯达尼斯拉斯•德哈恩等人通过磁共振扫描仪和电极帽扫描若干志愿者的大脑，结果发现识别面部和阅读都会用到同一脑部区域，而且两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就是说，阅读能力强的人面部识别能力相对就弱一些，反之亦然。

为了测试上述假说，研究人员对3组人员的大脑进行扫描，包括10名不识字的人，22名于成人阶段才学习阅读的人，31名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阅读的人。

扫描结果表明，脑部与阅读有关的区域位置是视觉字形区，此区域连结声音与书写符号，在阅读时受刺激而变得活跃。在阅读时，阅读能力较佳者此区域更为活跃；当受测者倾听句子时，视觉字形区显示相同的反应。但是，当研究人员对受测者显示面孔照片时，能阅读者的视觉字形区活跃程度低于不识字的人。因此研究人员猜测，至少在脑部视觉字形区，阅读能力与面部识别能力相互竞争。

研究人员德哈恩等人表示，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与其阅读能力成正比。其实，这个结论只是个平均值的研究，人类脑区各个部分的功能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视觉字形区功能特别强大，这导致他们面部识别能力和阅读能力都很强大。

那该如何来弥补面部识别能力的损失呢？“勤能补拙”这句古训在这个方面也能起到作用。如果面部识别能力弱的人要想记住他人，可以在交往时多看一些别人的面部，在与别人交往时精力更集中一些，事后再回忆一下。等到下次和别人交往时，你就能知道谁是谁了。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部识别本领较西方人弱，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往往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直视别人的面部。

（选自《大众科技报》，有改动）

大众史学热的风还能吹多久

记者 桂杰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以说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其中自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又趁热推出了孟宪实主讲的《贞观之治》。《孟宪实讲唐史》一书的热销又使得“唐朝”一度成为热门关键词，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中国人陷入“帝国回忆”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学不断升温，史学热还要热多久？面对大众史学热，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记者：清史、明史之后，今年一度出现了“唐史年”、“唐史热”的说法，有很多人预测这股大众史学的热潮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退，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正常？

雷颐：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但是在我国，历史学却长期是冷门，80年代历史学内部甚至反复讨论史学危机的话题，当时没有人关注历史学，研究者自身都不知道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曾发表过一些文章。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而史学危机的出现和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有关，我们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这些导致历史学文章干巴巴的。

孟宪实：和英语热比起来，你能说唐史很热吗？其实我觉得史学热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得远不如日本等国家。怎么可能说它很热呢？比如，日本的“易中天”陈舜臣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并引起了广泛轰动。当然，唐史的热与不热，也许读者说的话才是最有分量的。

几年来，我一边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参与了历史剧的编写，又有机会到百家讲坛讲史。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但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社会需要历史，社会需要历史学。历史学没有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有益，具有当代价值。

记者：很多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在百家讲坛听到的有关历史的内容，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课程，到像是在听人讲故事，言语生动。甚至每一集之间还留有一些悬念，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把很多人吸引过去，对此，您怎么看？

解玺璋：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擅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梅毅：也有一种倾向，在电视媒体上，有些人只是为了讲得有趣，已经把学术的严谨抛在脑后，并越来越以媚俗为乐。比如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过去可以纳妾，怎会有“二奶”之说？还有，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在衣服外面罩了一层轻纱做的袍子，他说别人穿的是“透视装”，这都哪儿跟哪儿？而这样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故意讨好普通观众，在一味追求好看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歪曲有时候到了流俗的地步。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

记者：您觉得大众史学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历史是既往的经历，它不仅仅属于研究者，概括地说它属于全社会共有，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越强，他们的使命感就会越强。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让全社会都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让全社会都拥有一个强烈的历史感、正确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理想，同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从业者的努力。培养社会的历史观，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责任。

香在中国的文字造字中是会意字，甲骨文香字的形状象征，上半部为禾，下半部是锅，表示锅中煮着禾薯散发的香气。在人类远古时期，能吃热食就是美妙的满足，象征人类的原始需求已经达到心身合一了。香气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启发人类对香气的美好想象，进而形成了优雅美妙的中国香席。

什么是香席？香席是经过用香工夫之学习，涵养与修持后，升华为心灵美感的一种生活形式。香席既不是改变气味的熏香行为，也不是与宗教活动类似的焚香祈福，香席是一种通过香作媒介的文化活动，不是单纯嗅觉上品评香味的品香。香席不是在寻求精神的归宿和慰藉，而是生活修养——在香席的世界可以上追魏文帝邀集建安七子品迷迭香作《迷迭香赋》的风雅，更可以缅怀苏东坡和黄庭坚诗歌合唱的浪漫情怀；还有文徵明燃香作《焚香》时的悠悠心境。

品香既是一场别致的雅集，也是一次和心灵的对弈。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当下，风雅了千年的熏香，是附庸风雅也好，是真雅致也罢，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正迎来大好时代。中医认为，沉香本身就可入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除了直接入药外，沉香还具有解秽流芳、驱虫避邪、正念清神的效果，尤其因为味道清柔甘醇，利于摄定心神，可帮助人修身养性。很多沉香的爱好者热衷的缘由是，品香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和嗅觉的审美过程，能安神、静心，给人以空灵平和。

香文化传到日本，香道修养也成为日本王宫贵族女子成人礼必备考核技能之一。日本现在流行的香道形式，主要是借鉴了唐宋时期隔火熏香的方式和方法，但中日两国香文化内在追求、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是不同的。日本香道更多的追求是形式，重过程。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划时代的开创者，便是唐代的鉴真和尚。公元753年鉴真东渡成功，为日本带去了佛教、中医，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中药及沉香、檀香等香药。实际上，我国香学最早传于日本的时间还要提前近二百年，当时朝鲜的“遣华使”、来华僧侣及留学生将品香用具带回朝鲜，后来辗转传到日本。

香道是一种耐性的训练，也是一种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训练，训练人细致如实地品尝生命，让人们对一阵风、一片树叶，对世间的一切都有感觉。香能打开人和自然界的门，让生命充满爱与被爱的喜悦。品香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找回自我感知的方法。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静下心来品香，能恢复长久以来已经麻痹的知觉，敏锐捕捉自己对香的真正感受。品香后勇敢与别人交流闻香体验，不人云亦云，这是品香的精神。健康才有快乐，安心才得自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品香也是使身体健康的方法，先贤强调的品香境界是“静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

品香，身体与智慧并行，健康与快乐同在。

（摘编自龙超《品香：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