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何君华

我刚把早报扔进垃圾桶就听见有人敲门。我说：“请进。”

“你好，我是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几个月前逃跑的一只大猩猩跑到了你们这里。我们是过来核实的。”来人亮明目的，并出示了一张工作证。

我接过工作证，朝来人看了一眼，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猩猩，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不可能搞错，”来人肯定地说，“我们有举报人拍的照片。虽然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很不清楚，但我肯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猩猩。”

来人递给我一张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彩色图片。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画面中的确有一只大猩猩，它正安静地坐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写字楼，写字楼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子间。来人当然不能因为这样一张毫无说服力的照片就断定他要找的大猩猩在我们这里。

我摊开双手表示不解：“这能说明什么呢？”

来人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跟身后的人说了一句：“叫举报人进来。”

只见我们楼层的一位保洁工走了进来。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办公室西侧最后一个格子间说：“艾经理，它就在那里。”

我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果然有只大猩猩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看起来，它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了。

大猩猩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慢慢抬起头。很快，它就认出了熟悉的动物管理员的橘黄色工作服。它低下头，挥起大掌极其愤怒地拍了两下桌子，然后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垂头丧气地跟穿橘黄色工作服的人走了。

我对我们办公室闯进来一只大猩猩竟然无人察觉这件事感到震惊不已。我恼怒地逼问所有正在低头噼里啪啦打字的职员：“你们成天都在干什么，屋里闯进来一只大猩猩居然都不知道？”但是除了离我最近的两个职员站了起来，其他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仍在低头噼里啪啦地敲击电脑键盘。

其中一个站起来的职员跟我说：“艾经理，我正在处理一份报表。”

另一个跟我说：“我正在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

其他人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咆哮，就像不知道刚才市动物园来人带走了一只大猩猩，而他们已经跟它共处了很久一样。我只好气咻咻地质问保洁工：“你怎么搞的？发现了大猩猩也不向我汇报？”

“艾经理，你总是很忙。你知道的，我去过你的办公室，但是你一直没有抬起头。”保洁工无奈地说。

“你是怎么发现它的？”我继续问道。

“那天我低头拖地的时候，发现一双赤脚。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大猩猩。我想起市动物园登的广告，便立即向你汇报，但是你根本没有理睬我。我只好打电话通知了动物园。”保洁工说，“他们记下了我的报告，但是并没有立即派人来。他们说，有太多市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得一个一个核实。”

“你发现它多久了？”我问道。

“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我大吃一惊。

“是的。我等了些日子，动物园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想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派人过来。因为，就像他们说的，实在有太多市民向他们报告各种线索了。我只好拍了张照片作为证据寄给动物园。这次，他们终于派人过来了。”保洁工不紧不慢地说。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草一份函件。我陷进椅子里，像所有人一样头也不抬地忙了起来。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下图数据：《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注：1、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2、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谁若将功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基于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遼。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摘编自郭继民《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

文房展前言

蒋远桥

①到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以艺术门类为基本单位的展馆，如陶瓷管、铜器管、雕塑馆、玉器馆等，各个展馆内则陈列着许多单个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当然远比照片影像更为真实，但我觉得，这些按门类、按年代或者按质地、按用途陈列的“实物”，还并非“真实”：无数从古代生活中移出然后转入博物馆的瓷器、铜器、雕塑、玉器，都被剥夺了原来所处环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博物馆里，它们仅用来增加我们专门艺术门类的某些知识。而那些被忽略的原始环境，也应该是甚至更应该是作为器物“真实”的一部分。

②为了理解的连贯，我们可以先从影像说起。

③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仿佛这一概念就已经在哲学、艺术、文学各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机械复制的繁荣，尤其是电子世界的产生，人类现今更无可救赎地停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身边的影像越来越繁多，影像的内容越来越齐备，生活、研究、批判越来越受到影像的帮助的同时离不开影像。

④人们十分愿意相信照片即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即能知道，即使从未被制作的影像如照片，也远非真实。一位摄影师在拍摄任何一副作品时，往往要同时或者严格地说是连续拍摄数十张，然后从中选择出自认为满意的一副，比如这张照片具有令摄影者满意的表情、光线、角度、结构，而未表现或者未恰当地表现这些东西的照片即被认为是“非真”的。

⑤比如，当我进入敦煌第130窟，通高26米的弥勒佛高耸在眼前，在佛像前面感觉到的只有无能为力和相形之下的渺小：佛低垂双目，似乎在看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将要失去固有的信仰。而面对照片时，我们可以冷静地发掘、细致地思考，一些直面26米大佛本身时无法进行的思考或感受，都变得轻松自然。大佛照片取消了大佛的高度带给参观者的压力、震撼。

⑥基本上每个敦煌石窟都是建筑、绘画、雕塑、书法共同配置的综合体，它还具有礼仪、宗教意义，若非电灯的发明，在数百年前的采光条件下，壁画尤其是顶上的藻井图案基本无法让人看见。况且，部分洞窟作为庄严、肃穆的宗教礼仪场所，本来是藏而不使人见的。若非处于真实的石窟空间里，我们也就失去了古代僧侣在缥缈、昏暗的洞室中的宗教情怀？

⑦影像是这样，其实，被布置成碎片的实物也是这样。面对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分门别类的实物，我们无法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

⑧走进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等共同配置的古代文人的生活空间，我们    能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这个空间，应该让我们感受它，接受它，接近它，走进它、而不是提供影像，也不是提供碎片，让我们欣赏它，分析它，获得了认识，然后离开它。这个空间应该有实和虚也即物质和精神两层。实的层面，从竹树翳深庭户虚寂，到惠风和畅窗明几净，到书桌禅椅，朴素柔美，到纸墨相发笔砚精良，到缩龙成寸，山林古木助案头清气。虚的层面，当然就是这些内容营造出来的氛围，还有面对这些文人生活的物件时，打磨家具时，写字刻印时，伺候盆景时，制作文玩时，具有的礼仪、宗教意义，这和敦煌石窟何其相似。

⑨当然，精神层面的空间也必然与处在这个空间内的人相关。明代高启说：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高启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我总觉得，这两层是从来不能分开的。人很重要，居也很重要；依于仁很重要，游于艺也很重要。质很重要，文也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