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

黄振萍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一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 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责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資格。总之，言宫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宫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幸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审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推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此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仆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节）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賦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 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田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缴，谋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税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 收实物为主。田税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缴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众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 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街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 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骨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 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诓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侯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交纳船税，支付牵挽、转搬 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

青萍

端木蕻良

我的窗前有几片青萍，它被养在一个磁州窑的钵子里，在阳光映照下，它在不断地孳生着……

它是来自徐霞客生长的地方：江阴马镇胜水桥畔。

徐霞客家门前有一湾清水，水上有一座石桥，阳光把桥影就映照在这浮在水面碧绿的青萍上。

我一定要带走这青萍的绿色，这青萍，是徐霞客亲眼看过的。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卓越的地理学家，每次出游，或是从远方归来，都得从这桥上走过，他的身影，随着桥影也映落在这青萍上了。

到处都有水，到处都有青萍。但是，这座小石桥下的青萍是不寻常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准确地记录着徐霞客在哪一天离开家门，徐霞客在哪一天又回来的。

正是这位徐霞客，他有水的活力，他有青萍的生机。我从小就仰慕他。在我跨进七十岁的前夕，来到他故居的门前，我仿佛亲眼看到当年的徐霞客走过这座桥去，而恰恰是他的影子，印落在这一片青萍上面。

我看见这青萍，完全忘记我行动不便了，拄着手杖，蹒跚地下到水塘边，便伸手去捞取青萍，可是够不着，我便用手杖把儿把它勾了过来，青萍随着一些漂浮植物来到了岸边。

我们还要访问好几个城市，在路上还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光。但是，我们就是要把它带回北京去。

在汽车上，是不能把青萍放在水里的，随着车身的颠动，水会晃出来的。因此，在又要上路的清晨，耀群就把青萍从茶杯中取出来，放在打湿了的手绢里面轻轻包好，装进塑料袋，放在手提包的最上面，决不许任何东西挤压它。待到一住进旅馆，头一样事就是把青萍取出来放进盛着清水的杯中养着。要是我们不在屋中，便赶紧叮嘱服务员同志，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废茶倒掉。

只要住下来，我便每天偷偷地为放在茶杯内的青萍换清水。但是，青萍并不体谅这份儿好心，它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待到我们离开杭州的时候，玻璃杯中的绿色全都不见了，只有一团像干枯蘑菇色的东西。我拿出放大镜来看，也找不出一点点有生命的绿色了。耀群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她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绝招儿，并不像往常那样干脆地主张丢掉算了，而是命令我绝对不许再换水，仍然在又要上路的清晨，用湿手绢轻轻将它包好，放在提包内任什么也侵犯不到的地方。到了地方住下后，也仍然首先将它取出，放在杯中养起来，更着重地叮嘱服务员同志，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茶根倒掉。并把它放在窗台上，使它尽量能受到阳光……

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四天过去了，我们从杭州乘长途汽车到了苏州，又从苏州乘火车到了上海，杯中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每次看到的，仍然是那朵干蘑菇，每次都使我感到的并不是愉快……

在上海的第三天清晨，耀群照例也去向杯中观看，突然，她欢叫起来。我连忙起身赶了过去。她欢叫着：“看！绿的！是绿的！青萍又活了！”

我急忙取了放大镜来看，在镜子的凸面下，有一个绿色写的“人”字，虽然只有一片，而且是极小的一片，但它是青萍！耀群胜利了！她又一次叮嘱我，再不要为它换新水。

是的，这青萍已经不是徐霞客当年的青萍了。但它代表的生机，代表着徐霞客的生机，却比当年更加旺盛，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

现在，不但徐霞客旧居前塘中的青萍，不是当年的青萍了，就是我们从江阴带回来的青萍，也已经不是彼时的青萍了，它已经孳生繁殖，它蕴育着的生机，却因为孳生的繁茂，反而更显得旺盛。徐霞客门前胜水桥下的青萍，已经不知经过多少代了，但它内含着徐霞客不朽的生机，也正和窗前瓷钵里的青萍一样，远隔千里，相映成趣。

水到处都有的，青萍也是到处都有的，青萍把灿烂的阳光，巧妙地织成绿色，把阳光里的热，转化成为绿色。绿色，可以说是生命的本色。每当我写作疲倦时，便向窗外看去，看到青萍的绿色，不但赶走了我的疲倦，仿佛在我心灵深处，更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有删节）

哲学论著要有“烟火气”

陈达先

我是读者，也是作者；喜欢读，也写写。作为读者，我喜欢理深词丰、耐读能懂的东西；作为作者，又会专注自我，陷入生僻冷怪以为高的误区。作者与读者心不相通，是作者尤其是哲学论著作者的大忌。

当然，并不是任何读者都能读懂任何哲学书；也不能要求作者写的哲学著作和文章，任何人都能懂。术业有专攻，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分，有专业非专业之分。但作为学者，应该考虑如何使自己写的东西能够让人读懂。这里有个文风问题。

哲学文章难写，通俗化的哲学文章更难写。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喊了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像当年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有影响的哲学通俗化著作。哲学大众化并非专注所谓文采、卖弄文词能做到的。章学诚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织工绣女之矜夸色彩已也。”哲学文章要让人懂，必须自己把道理吃透，先沉下心来下一番研究功夫。理不透，文不可能通。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没有弄懂的东西让别人听懂，甭说大众化，连小众化都难。

我们并不要求哲学都是大众哲学，哲学应该也必须研究一些高难度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多高深，总要成书成文，要讲究文风，不能是天书。康德著作那样艰深晦涩，但康德也并不自夸，相反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常以不能通俗为憾。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这很有道理。理只能用文字来论述，而论述就是讲理。不讲理，是空论。有理有论，才成为理论。哲学是哲理，不讲理，不是哲学。如果没有适合的表达方式，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再正确的哲学理论也难流传。真理需要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才能深入人心，即入人方寸之间。

我经常对我的博士生说，希望你们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写国人爱读的文章，写外国人也能懂的文章。我们写不出庄子式的寓言哲学，也写不出老子的韵诗哲学，时代不同，风格也不可能相同，但我们可以学学他们把哲学道理讲得那么深，那么有趣，一卷在手，欲罢不能。这才是功夫。《孟子》也很有嚼头，其中论辩、说理，都很有说服力，文章也很有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科学精神，但同样也需要战斗精神。有科学精神，才有理可讲；有战斗精神，才有勇气坚持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和文章，如果从头至尾没有“烟火气”，没有一点点热气，只有概念到概念，满篇都是建构、解读之类的东西，说内心话，我不佩服。

（摘自2013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近百部古装剧涌进荧屏，中国灿烂的历史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然而与此成反比的，却是精品剧难见，而华丽空洞的视听垃圾居多。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历史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古装剧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但是，既然选择了拍摄古装剧，就应该好好研究历史，认真推敲时代，让古装剧能真正把观众带进真实的古代，让观众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丰富历史文化知识。千万不可让现代人穿上古代的服装说现代话、做现代事，这样的“古装剧”就没有“古代模样”，只有“滑稽模样”罢了。

拍摄古装剧是为了传承古代文化，启迪今日征程，丰富公众精神生活。拍摄古装剧不能背离“古代模样”，只有回归古代“初心”，才能赢得今人“爱心”。

（摘自《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作者：张琼）

材料二：

不论是“戏说”还是“历史正剧”，早年的清宫剧几乎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从宫廷斗争透视家国命运，更多体现的是对国家命运以及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想象，借古鉴今的目的比较明显。而近些年的清宫剧逐渐趋向内在、特别是演变为“后宫女人”的争宠戏后，不仅失去了从前清宫戏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文情怀，反而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讲一些小情小爱、勾心斗角，借此隐射当下职场的那点“小九九”和是是非非，而这也正是当下生活即刻化、碎片化的一种投射。

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求真务实的制作态度的回归。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故事，既包括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含了中国历史故事。需要指出的是，优秀古装剧即便不是严谨的历史再现，也需要通过虚构情节之下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底蕴来昭彰历史，抵达一种虚拟外壳下的真实内核，从而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肯定。这中间，见章法、见功力，也见人心。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张凡）

材料三：

历史剧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应允许必要的虚构和杜撰。司马懿是否“妻管严”、纪晓岚是否真的“铁齿铜牙”、魏璎珞是否跟富察·傅恒有感情，都不妨“戏说”。历史剧的主要价值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历史想象，并经由这一历史想象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告诉观众历史运行的规律，或者启迪观众对现实进行思考。比如《大明王朝》《琅琊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传递的历史观之于现实强烈的借鉴意义。

但时下的历史剧之所以鲜有佳作，归根结底，它们大多摒弃了历史思考，只不过是借助历史剧的外壳拍言情剧，在虚构中凌空高蹈。表面上这是创作技法的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它折射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块幕布，宋朝唐朝清朝不过是背景，是主人公卿卿我我、为所欲为的空间，它们并没有什么值得探究或者检视的。这种轻薄的历史观会对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历史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了空洞、轻薄、虚无的存在，他们也将成为“轻飘飘”的一代人，少了历史的负荷，很难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话剧人）

材料四：

但凡备受好评的古装剧，对古代礼仪的考究都是精益求精。《甄嬛传》中的第一个镜头——太监执鞭三响、群臣上朝的画面，至今令人记忆深刻。这一镜头就是严格按照史实而拍，而非大多清装剧中太监们那句拖长尾音的“上——朝——”。《甄嬛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纠偏，包括上朝的时候群臣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而不是像众多清宫戏里演的在太和殿或乾清宫，太监、侍卫路遇皇帝或妃嫔时须躬身面壁，宫女夜晚侍寝时，只能抱膝和衣而坐随时听候召唤……类似的礼仪都需要事先由礼仪老师教会演员，拍摄时还需现场监控，避免演员因为紧张或者忘记而犯错。

在《甄嬛传》里，后宫的嫔妃们身穿旗装，踏着“花盆底”，身姿婀娜。为了更好地找到走路的感觉，孙俪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向剧组借了花盆底鞋，自己在家中暴走练习。尽管如此，由于横店有不少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走路时摔倒、崴脚仍时有发生。

（摘自《乐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