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创新要坚持正确方法

王曾瑜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为提供新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推翻旧说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科研基本功或曰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闾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需的基本功和细致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对治史者而言，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在主宰呢?

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义。如果词义与旧词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类新词创造得愈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

治史者都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4日)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环境法的价值定位

①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的成功和满目疮痍的地球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所有的人包括法律人，都真切地意识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代价是何等之大，从而不得不虑及当文明的列车高速撞向地球之后车毁人亡的可怕后果。于是，一个新的部门法——环境法诞生了。新生的环境法是用来应急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规范被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

②不过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结论是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各国纷纷颁布了环境保护的综合法律，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均是这种理念的表现。

③可是环境问题依然在加剧，从区域性的转变为全球性的，采取局部地域的措施显然无济于事。环境是一个整体，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不过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意识到“人与自然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环境法，与奉行“人是万物尺度”的传统环境法相比，有了太多不同的价值判断。此时此刻，环境法开始转而研究法律的价值定位。在选择恰当的定位过程中，理想主义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将环境法定位于伦理法的浪漫主义思潮。

④沿着整体主义的思路往下走的环境法，能走多远，又该走多远呢？关于此，学界争论不休，基本形成了三个流派：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它强调的是非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对于某些过于直接、纯粹感性的偏好需要予以约束或节制。二、动物权利主义。这种主张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为论证资源，要么认为动物因为有感觉和知觉，因此应该享有权利；要么以动物具有内在价值为依据要求法律将动物上升为权利主体。三、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主张是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指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实现自我的权利。围绕以上三种理论又衍生出各种派别，但在与传统法律思想的交锋方面又团结一致。因为，以上环境法的每一种定位都是对传统法律的超越。

⑤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环境法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将一些道德上的诉求，比如当代人对后代人的关爱、人类对于动物的同情心、人与自然的情感和心灵的交流等，直接引入法律，不仅在理论上走入了误区，也会在实践中造成混乱，甚至有使环境法律虚无化的危险。这些善意的批评都极富建设性，它事实上是在提醒环境法学者，一定要在将道德与法律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再确定其价值定位。

⑥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最低的限度在哪里？正如美国学者富勒所言，当我们考虑法律的道德问题时，“可以把这设想为一根标尺。标尺的最底端是社会生存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要求，向上延伸，则到达人类愿望的至高点。在这根标尺的某处有一根不可见的指针，它标出义务和美德的分界线”。传统法律理论对环境法的批判，其实质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道德诉求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环境法所确定的义务和美德的划分在什么地方。

⑦实际上，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意义体验的外化形式，所以法律在终极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于道德的依赖。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道德可以将更为高尚的追求作为规范，而法律则因为要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来实施，所以必须体现最大可能的认同。□，法律对于价值的体验必须与多数人对于价值的体验一致，这决定了法律在价值选择上的限度。法律作为强制性的规范，除了具备前述内在要素外，还存在外在的限制，这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对该项意义之需要的满足水平，以现有制度为背景的创新必须是现实的、可以操作的。

⑧总之，环境法是现实的，对于价值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对于环境法来讲，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牵着道德的衣角，而不是穿着伦理的外套。

与儒家崇圣、墨家尚贤相反，道家对于圣贤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抵制，如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使民不为盗”，庄子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在于使老百姓回到纯然朴素的状态中，削弱社会的等级差别和能力差异。法家所提倡的尚法不尚贤，意在废除人为的能力评判、德行评骘，从而使法律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成为同一贤愚的绝对要求。道家想要社会回归于原始初朴的状态，实际上消解了社会组织的全部意义，而法家所设立的法，恰恰是为了维护在乱世之中的公共秩序，以其在圣人与贤臣之外，建立一个更具有可行性的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

法家所强调的人才选拔，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责任和能力的考量，试图建立一个有公法可依、责权分明的公共社会。在法家看来，国家设置各级各类行政官员，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履行为公的职责，分担公共社会中的事务性工作。《慎子•君臣》中提出“官不私亲”的原则，肯定了选官必出于公。《慎子•威德》中反对“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为平天下而立天子，为治国家而立国君，为管理公事而立官长。天子、国君、官长必以天下、国家、官事为本，而不能以天子、国君、官长自身的私权为本。

先秦法家以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作为衡量士人社会价值的尺度。遴选出来的官员未必都是圣贤之人，但他们却是社会治理的具体执掌者，肩负起规范社会运行的责任。在君主制官僚体系下，官员的本职角色只能是协助君主治理人民，多在上向君主负责，少在下向民众负责。先秦法家吸收了道家思想，提倡君王垂拱，官员任事，《慎子•民杂》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申子•大体》也有：“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更是用摇木、张纲及救火三事为例，肯定了官员在君民之间的过渡作用。尽管最终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君王手中，但官职是因其客观必要性而存在的，官员在执事时也是相对独立的，必须遵守一切为公的基本准则。

官员行使职权时，要废私立公，明于公私之分，做到清廉、方正、奉法，这是官员的公共责任。法家明确反对官员有私，要求“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批评“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官员一旦结交私人关系，很容易玩忽职守。不过，法家也承认官员在私人领域内有私，个人的私心并不绝对与公共责任冲突。

官员的社会责任不仅是承担应做的社会事务，还有一层涵义是在没有处理好时，官员要受到谴责和制裁。先秦法家完全不寄希望于道德说教，而是“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凡事一决于法，由君王对官员察言、任事、观行、考功，任何官员为政的任何环节，只要有所违背或者有所不妥，就必须对其有相应惩戒，绝不能枉法而任由之。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官员问责机制的早期简单形态，问责的原则是法，问责的主体是君王，问责的方法是赏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