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雀

王太生

世上本没有怕寒的雀,只是怕寒的人看鸟冷。

冬天看雀,雀在光秃秃的枝头,枝头寒意嗖嗖,北风四起,雀的羽毛在风中凌乱,树下看雀的人,不禁紧了紧身子,打了个哆嗦。

人觉得冷,看雀便是寒雀。此时,冬天的食物比起春天和夏天要少得多。

其实雀快乐着呢,远处有老熟的红果球,沙棘火把果,还有圆黑的樟树果,尤其是沙棘果,津甜润喉,啄一口,果浆四溅。

寒雀比之春雀和夏雀,要悠闲得多。

春雀忙着衔泥筑新巢,还要付房贷首付,夏雀忙着哺新雏,还要带孩子学走路。寒雀不慌不忙,它正像一个农人过冬闲,倒背着手在田埂上走走。

(1)冬天看雀,便想到春天和夏天的雀,是暖雀,就像一个囊中羞涩的人,看有钱人是暖雀,看自己是寒雀。一个失意潦倒的人,觉得自己是寒雀,看那些得意的人,是暖雀。

寒雀和暖雀,至少在心灵体验和心理视觉上有区别。

冬日无事,坐在南窗下,闲翻古人画的寒雀图。

宋人崔白柔软的绢纸上,蹦跳着一群雀,在隆冬黄昏的古木上嘻栖投宿:左三雀,已然憩息安妥,处于静态;右二雀,乍来迟到,呼朋引伴,寒枝乱颤;中间四雀,呼应上下左右,串联气脉。雀之灵动,在其向背、俯仰、正侧、伸缩、飞栖。宿鸣中的寒雀在冬日傍晚栖落荒枝,恰似在外旅行的人,投宿一处价格便宜的小旅店。

崔白,字子西,生卒年月无从考量,出生于安徽濠梁,宫廷画家,活跃于熙宁、元丰时期,颇得皇帝优待,气质更接近不受拘束的文人。

画雀人也是一只雀?猜其人生处境,不知是寒雀,还是暖雀?

其实,寒雀在文人眼里,饶有情趣。

遥想八百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寂寞空庭,成百上千麻雀,翩翩飞下,唧唧喳喳地站在诗人的梅树枝上作客,像是在互相交谈。一时间,群雀好像预先约好似地齐声喧哗,嘈杂的声音几乎要击穿人的耳膜,突然又被什么惊扰,它们“呼拉”一声,四散飞去,庭院内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苏轼《南乡子》中吟哦,“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蹋散芳英落酒卮。 ”小院篱笆上落满寒雀,争相踏上盛开花枝,待到来人坐到花下,喧哗惊飞的寒雀,踢踏下的花瓣,飘飘忽忽落进客人的酒杯。

(2)一小雀,绕穿枯枝杨柳,迎风啁啾。冬天,水瘦树寒,土虫匿迹,寒雀失去浓叶庇护,显俊朗流线身形,踢踏腾挪,妙曼多姿。

二三小雀,冰天啄食,雪地上跳跃着几个小黑点。

此时,看雀人总想着远处有一只毛茸茸的粗糙鸟窠,给寒雀些许温暖,稻草的的暖、枯草的暖,感觉上有些许慰藉。其实,看雀的人不懂雀。

寒雀在土中刨食,有小人物的艰辛生活状。不求奢华,只求温饱,它们吱吱喳喳,忙忙碌碌,小爪子印在雪地上。雀为谋一口食,在天地间游走,气候严寒时不肯离去,迁徙别的地方。它们没有乡愁,固守乡土,在希翼中紧攥冷硬树枝,等待春天。

人不是一只鸟,但能从鸟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自志》悲叹,“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这里面,有透彻薄衣的透心凉,痛彻心扉的大寂寞,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而杜甫认为,没有房子的人是寒士,寒士在冬天冷得竦竦发抖,了无生趣。其实大自然之中的寒雀是快乐的,人世间的寒士是悲酸的,寒雀与寒士,毕竟不是一回事。

冬日闲赋,低头负喧,抬头看雀,一树的雀。

(选自《散文选刊》2017年第四期)

“忘言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玄学大家王弼在《老子指略》里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这里的“本”“始”即他所谓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就是认识事物不要停留在迹象上，而要深入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而言，“忘言得意”反映了人们对宇宙深化、社会认识的要求。

对于“得意”，王弼认为要通过言象获得，而郭象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还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获得。无论哪一种，都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

“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尤其是欣赏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注重得意于言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韵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他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苏轼就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中国这种传统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同一对象，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心情去欣赏，往往各有所得。即使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对同一欣赏对象也往往有不同的体会。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

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才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楼宇烈《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文化产业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无论是冬日里上映的《芳华》，还是盛夏热播的《战狼2》，都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座”。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也是亮点纷呈——实体书店逐渐回暖，旅游业释放出更多魅力，“知识付费”渐成新趋势，VR（虚拟现实）、网络游戏、网红经济等快速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这些新业态、新热点、新脉动，彰显着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澎湃力量。

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有良好的大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要积极搭建平台，建立更好的制度，加强监管，为文化产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练好内功”。要坚持内容为主，秉持工匠精神，踏踏实实做内容，精心打磨，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3D兵马俑、数字敦煌壁画就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也给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启示，即文化与创意，二者缺一不可。

（摘编自刘坤《靠质量吐芳华》）

数字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当下对数字技术的运用正在让传统文化产业脱胎换骨，不断产生新的惊喜。电影、动漫等产品通过互联网联动“粉丝经济”，利用互联网众筹等新发展模式，开发各类衍生产品，大大做长了产业链条，丰富了产品变现渠道。传统文化领域的数字化则让大批普通群众难以接近的文物、遗产都“活”起来，“火”起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电视节目正悄然变得接地气，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数字文化产业产品大多文化属性较浓，具备较强传播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具有强感召力，是我国数字文化产业产品被世界接受的有力支撑。近年来，众多网络文学作品走出国门，畅销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步步惊心》转化为电视剧后被韩国翻拍，《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在日本热卖，《花千骨》在泰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甄嬛传》在日本刚播出一周，收视率就名列前茅。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具备了与日本动漫、韩剧并称为亚洲三大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游戏领域由于文化差异性小，跨国传播具备优势，大多数游戏企业采取国内国外市场同步开拓策略，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领域内相互融合衔接。跨界发展也因此成为行业内企业的典型特征，做视频内容的企业可以扩展到终端接入设备制造，做网络文学的企业可以拓展到下游影视、动漫行业。数字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产业门类的融合。数字文化产业还在逐渐与教育、贸易、物流等领域相结合。

（摘编自艾瑞网《中国数字文化产业未来发展面临三大趋势》）

韩顺法对推动数字文化发展的施力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当前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创新和转移的力度，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深度不够，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化科技工作，增加投入，搭建公共文化科技平台。其次，由于传统文化创作人才尚不能较好运用数字技术，导致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能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需要传统文化创作人才努力适应新形势、掌握新技术；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当做好培训工作，培养出更多复合型文化创作人才。

对于如何着手解决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症结，杨琳认为，第一，要注重坚守与创新结合，坚守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创新渠道、创新管理；第二，重视产业整体发展，切忌赶时尚、贴数字化标签。陈庚认为，要尽快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健全监管体系；要培养技术型和内容型的复合型人才；要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实现产品内容或服务的更迭升级。

（摘编自赵璐《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最佳境界是超然的关怀

余秋雨

集中了那么多两难困惑，怎么可能激发起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呢？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了。

两难没有结论，但文章总要有归结。我喜欢归结在某种境界上，以境界取代结论。

所谓境界，是高于现实苦涩的一种精神观照。你好像猛然开腾起来了，在天空中鸟瞰着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显得平面，因出现了另一个向度而成为立体。

要开腾，必须挣脱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标，从而使世间的难题不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因此具有在更高坐标上获得协调共存的可能。

正像先哲所说，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本身是很难协调的。感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人欲横流，理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规矩森严，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么，举行一个舞会吧，在舞会上，人的许多感性欲望获得满足，生命的节奏跃动在声色旋涡中，但舞会是有规矩的，人类的理性命令渗透在举手投足之间。席勒说，人们通过游戏才能把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协调起来。那么舞会就是这样的游戏。

席勒所说的游戏，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凡境界都无法描述，只能不断举例。

在里根总统担任美国总统时，一个患绝症而不久于世的小女孩给他写信，说人生最大的愿望是想作几天总统，里根居然同意。这其实也只是一个游戏，但当白发苍苍的老总统把只剩下几天生命的小女孩扶上白宫台阶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动人的。

戈尔巴乔夫还在领导苏联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莽撞的欧洲青年竟然驾着直升机越过重重警戒线在红场降落，使庞大的苏联防空部队丢尽了脸。东西方都在关注会如何严厉处置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用游戏的口吻说了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呢”，放了回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位空闲的工人突发奇想，打开世界地图给多国首脑写信，请他们寄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给他做留念。不多久他简陋的住所前各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来往往，首脑们在照片的题词都幽默俏皮。这些照片后来在一个地方展出，参观者们在游戏的气氛中读解了一门十分温馨的国际政治学。

我故意选择一些政治人物为例子是想说明。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一度是全人类对峙、仇恨、隔离的集中地，但只要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游戏的念头，种种麻烦就在顷刻之间变得不

再坚硬。

这些游戏，都因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两难，而散发出自由和个性。

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超然的关怀。

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和艺术非常靠近。

那么，如果写作人不生气，我想斗胆说一句：我们的写作，也何不成为这样的游戏？

庄子说了几千年的“逍遥游”，难道从来没有牵动我们的心？

世界上最永恒的文学，莫过于神话、童话和寓言，而在神话、童话和寓言中，无一不贯穿着浓烈的游戏秉性。对人类最原始，最宏大的关爱，也就渗透在这种游戏秉性里，因此，后世的一切文学巨作，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话、童话和寓言的精神特征。

这是一个需要永久仰望的境界，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但是即使如此，我在写作中也会时时抬起头，希望在那里获得一点救助，长年累月间我渐渐领悟，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必须拥有点化历史、引渡众生、呼唤神圣的全部主动性和活泼性，如果仅仅是被动的再现，直接的同情、切实的批评，即使是热烈而公正，也有负于使命。照理这样的领悟早就应该体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其间的关键不是艺术方法的更替而是人格理想的转变，要真正实现又谈何容易。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礼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的。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证，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泻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是六义尽去矣。”唐诗也一样，李白诗被他砍得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杜甫的诗歌被他砍得只剩下三四十首。李、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别的诗人了。

白居易批评的主旨是反对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要求每一首诗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否则就一概加以排斥，就有点太偏激了。

（选自《中国美学史大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