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个孩子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而欧洲人却用石头造屋?

②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当然不是中国人不会使用石头，也不是石材匮乏的缘故，从宫殿台基、栏杆到乡间的石板路、石拱桥，华夏大地上到处都能找到关于石头的记忆。反过来想，欧洲建筑以石头为主，也并非表示人家不懂木作手艺，更不是他们那片土地上缺少木材。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种》中，记述了木材的采伐和加工。

③有一种解释是人类最初将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受制于技术条件，因为在金属工具的雏形阶段，处理木材相对显得容易……这种说法显然是把石头建筑的出现推置于木建筑之后，也就是说欧洲的建筑文明应该晚于中国。可是，想想那些希腊神庙(更不用说埃及金字塔)，有关“最初”的自豪感不免令人生疑，其实这上边很难认定孰先孰后。

④问题抑或在于不同的人居理念?还真有那么一说。有人正是从木材的温润质感与石头冷冰冰中看出了不同的生活意趣。有人不惮其烦地论证木结构建筑如何暗合农耕文化的田园诗意，好像石头城堡只能充作吸血鬼骑士的文化符号。还有人把中国建筑匀称流畅的线条视如天地人的和谐之境，而把注重体积感和立面装饰的西方建筑看作是一味张扬等等。

⑤建筑史著作里经常充满了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前卫学者喜欢将传统文化与时尚趣味一锅乱炖，而这本身也成了一种时尚。难道人们真是为了观念而栖居?如果要打捞旧日的诗意，也该听听“约之阁阁，椓之橐橐”(《诗·小雅·斯干》)的歌吟，筑版夯土的农民工绝不会想着“回归自然”什么的，造屋正是为了避除风雨虫鼠之害，何曾成了风雅之赏?可是，真的没有主观因素吗?

⑥中国建筑为什么不用石头用木头，大人告诉那孩子，那是为了赶时间，不像你吃饭作业都磨磨蹭蹭。用石头造房子太慢，在古代光是石料加工和运输就是旷日持久的劳役。罗马彼得大教堂造了整整一百年，巴黎圣母院造了一百八十多年，而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前后耗时竟达六百年之久。神是永恒的，不妨天长地久耗下去。可是钟情于现世的中国人绝对等不起，尤其是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番大兴土木，嵯峨相接的宫殿一转眼就起来了，实在是靠了木结构的施工便利。换作西方人凿石垒堡的搞法，怕是皇帝等到死也住不进宫里。对了，皇帝死后的寝宫倒是万古永恒的石头建筑，他们大多即位之初就开始修造自己的陵墓，那档子破事可以搞上几十年。

⑦所以，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宇文恺奉诏，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就建成了大兴城(长安)。而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营造宫殿只用了四年光景(精雕细刻的紫禁城也只用了十几年)。当然，造得快也毁得快。并不都是“楚人一炬”，戍卒未叫人心早已浮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重新洗牌的机缘，天变不足畏，风水轮流转，别说生不逢时没人给你机会。中国人以生命的尺度调谐做事情的节奏，并不是发觉落后于西人之后，才有了“大跃进”的思维。现在不也有把刚盖了十年十几年的大楼都炸了的事么?

⑧“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以留不下城堞和穹顶，留下了一堆沉痛的文字。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①我国科研原创缺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至今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这是多方面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政府好近功。好人喜功是秦始皇以下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下大本钱；另—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③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陈独秀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销，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科技人员竞相谋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

④梁启超皇皇巨著，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家走出了梁恩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发人深省。

⑤体制积弊多。从科学技术体制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极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⑥社会缺宽容。科学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投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应努力创议“我不问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麟角峥嵘数脊兽》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