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

谈到中国哲学，首先涉及“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从其最本源的意义看，哲学(Philosophy)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哲学在内在的层面同样也体现了哲学的这一规定，当然，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没有用Philosophy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我们现在称为“哲学”的对象；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便以“性与天道”为总体上的指向。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可见，在本源的意义上，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哲学所包含的普遍性品格，同时又通过独特的范畴、观念、概念表现出来。就“命”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而言，一方面，它呈现为具有神秘形态的必然趋向，与人的努力、人的作用相对而言，表现为外在于人的必然力量；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的偶然遭遇联系在一起：荀子便以“节遇之谓命”来界定“命”。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形成的“力”“命”之辩所涉及的是人的力量和外在天命之间的关系。“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这些范畴无疑都包含普遍的哲学内涵，但这些普遍的哲学内涵如上所述又是通过“力”“命”等概念表现出来的，后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不可捉摸。但另一方面，以“命”这个独特的概念去表述普遍意义上的“必然”“偶然”等范畴，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很少可以看到同一概念兼含“必然”“偶然”等意义，如果完全还原为通常所说的“必然”或“偶然”等范畴，则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也就失去了。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具体地表明，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包含着其独特的形态。

与中国哲学的如上形态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通性，即确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非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领域之外。“承认”则是对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和形态的肯定。从认同和承认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自信。

（摘编自杨国荣《中国哲学：内涵与走向》）

家规与国法

崔永东

“家规”即家内规矩，“国法”即国家法律。两者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儒家的传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移孝作忠”是完全可能的。“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山西闻喜历史上著名的《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人生百行，孝顺为先。”“置身社会，公德第一。爱惜公务，遵守序秩。时时警惕，留心错失。”“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丰家裕国，莫此为先。秃惰奢靡，祸害无边。”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所撰《朱子家训》，被誉为家训中的经典，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立身处世之大成。诸如“自奉必须俭约”“勿贪意外之财”“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等，揭示了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内容上互通、在功能上互补的道理，令人感受到二者之间互为“统一体”的气质。

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均以维护儒家伦理秩序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家规属于家族制度），使道德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约束”完美地结合起来，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主流上看，家规与国法有着共同的精神纽带，即儒家的伦理道德。家规与国法共同将儒家道德加以制度化，体现了德、法共治的价值取向。这对我们是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国法完善的话，那么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家规（家族法规）的完善了。因此，为了重塑家族法规，我们有必要为其注入新时代的内容，使其适应新的时代，并结合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使古老的家族法规在整合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个春天留下的迷人逗号

与常州数次擦肩而过，并没有激起叩开大门进去看看的冲动和兴致，感觉被历史称为“吴”的故事与精彩都留在了南京、苏州和扬州。当走进常州，走进淹城的时候，曾经的偏见被柔和的细雨和不急不躁的风一点一点地剥离出去，以致无影无踪。展现在眼前的已不是主观的平淡，而是一位朴素的长者伫立在那里。

这位长者就是至今世界无双的“三城三河”的淹城遗址。

淹城有着金陵、苏州、扬州没有的古朴和沉静，可以把它称之为曾经被雕琢又被原始了的一块地；曾经被使用、被耕作但没有被包装、被炒作、被现代起来的一块地。

这片地的形状十分特别，细细看，极像一个中规中矩的逗号。一层河一城土的叠加着，不大不小不增不减地圈着围着。它把春秋涌动出的现代朝气一一卷收起来，禅师般的打坐。用亘古的风度，观风，观云，观花开花落，观服饰发型更迭，观世世代代走过的人还有碾过的那些事。它始终沉默着，比介子推、嵇康、陶渊明们还沉默，宛如未见经传时的海明威，慈祥地在寂寞的地方迎送一双双实际的、实惠的、实用的眼睛，还有探索的、发现的、劳作的眼睛，在眼睛世界里，毫不气馁地坚守着自己的坚守。

这些眼睛被裹在淹城身上的褴褛服饰和“大隐隐于市”的沉默神态严重迷惑了。可以说，遗址用它的不张不扬“骗”过了无数喜欢猎奇的眼睛。这不是遗址的错，似乎也不是眼睛们的错，因为淹城是春秋留在长江边上的一个逗号，它在风云变幻和世代更迭中期待，期待故事的完整性和句号的出现。在句号没有出现之前，淹城如同哨兵，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站位，一站就是三千年。

淹城真的是个逗号。很小。从景观上讲，“三城三河”尽管有上千亩地，但与长城比，与金字塔比，与大春秋时代比，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弟弟”。然而，“小淹城”则用自己的坚守、耿直、坚韧，修炼出让世人无法山寨、无法克隆、无法造假的奇特魅力，去向可以飞越太空、遨游深海的现代人讲述或者还原历史碾过的春秋故事。

船在子河、内河、外河间游动，船下的涟漪幻化为手拉手的时空隧道，我们在这隧道上穿梭流连，任眼睛去扑捉前后左右的时空符号，去捡拾那些珍奇的细微陈迹，品咂春秋留在这里的古朴味道。

水躲开猎奇人的眼睛，在这里演绎它的活法。

我被静静的水同化了。有了沿着水流寻找一星半点“源头活水”的幼稚想法。

我曾经大胆地鼓吹，文化就是活法的结晶和载体。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曰一个部落集团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地域和部落集团的活法。淹城的先人为了活着，于是创造出“三城三河”的城堡模式。有人说这是“冷兵器时代的城防标本”，有人说是“吴越争霸的军事堡垒”，我则觉得是当时人们活法的写真，或曰《桃花源记》的现实版和升级版。他们想到的似乎不是“争”，而是存在与活着，或曰安全地活着，平静地活着，自由自在地活着。于是用陆地生存，用河流保卫，静静地繁衍，静静地生息。躲开刀光剑影，躲开你争我抢，躲开尔虞我诈。我猜测陶渊明是不是曾经到过这里，因为这里满地都是他的诗，到处是田园派的影子。“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等等，诗行里不正是对古淹城的写照吗？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官一代富二代，也不是浮躁的名利与“高富帅”，而是“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勤奋舒然的朴素活法。

淹城真的是个逗号。它是三个逗号叠起来的一个让人沉思的奇异符号。外城与外城河，内城与内城河，子城与子城河，三个牵手相连相依的符号，相得益彰地在这里静静地看风，看雨，看江河东去，看人间戏剧，不起眼的逗号标志又是那么夺人眼球，他负载的活法文化似乎超过了现代人仰慕的珠宝和钻石，钻石并不恒久，活法则不是。

可是，淹城为什么是个逗号，而不是句号、省略号或者感叹号？难道这里还有更为紧要的秘密没有传递？淹城还要向走进或者走近他身边的我们诉说什么情怀？

我不知道。

无论抚摸老当益壮的树，掬起沉甸甸的水，还是捡起黢黑的泥土，都让一个陌生者的内心产生震撼。我不仅从它们身上感觉到了强大的磁力，还感觉到了春秋文化在这里酿造、沉淀和形成的气场感应——智慧的，倔强的，创造的，坚守的，都汇集在任何一个点上，去折射和解说千年春秋的灿烂。

有这样不能复制，不能山寨的气场，逗号所要引出的就不仅仅是“回来吧”或者“归来吧”的昭示，至于还有什么，我不清楚，但我期待着。

（选自《散文百家》2012年第10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