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部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期）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期）

叶圣陶先生于 1988 年 2 月 16 日逝世 。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 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 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 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 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 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 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 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 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 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 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 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节选自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有删改）

“国学”是一国之学，是国家之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之学。“国学”是阐释一国“固有之精神”的学问，正如近代国学家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国“国学”既为中国之学术，那么，何为中国“国学”之“本”？

“国”原义是指邦国、疆域。“国学”的“国”是指“国家”“祖国”。“国家”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文化也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得到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中国”指我们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的“国学”指由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发展的学术，其“根”在本国、其发展亦在本国。“国学”的“国”不仅指“国家”，而且还指“祖国”。“国家”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然而“祖国”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祖国”有自己本土的古老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会一直传承延续到有阶级的社会，甚至再延续到阶级消亡的社会。“祖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祖国”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的外延一般来说大于“国家”的外延。“称呼别的国家时，‘国家’这个词应该用复数形式，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许多个而不是一个。”而称呼“祖国”时，“国家”相对于自己而言具有唯一性。

“本”原义是“根”，这里所说的“国学”之“本”，即“国学”之“根”。“国学”离不开“本国”，“国学”是在自己的祖国孕育成长。中国“国学”之“本”即“中国”。日本学者山田孝雄说：“‘国体的宣明是国学的第一要义……把国学看成文献学，就止于丢失精神的形骸，同时也丢弃了我国特异的意识。”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谈论中国“国学”之“本”，首先必须明确“国学”的本根在“本国”，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此外，还要明确“国学”之探讨，是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本”，就像日本近代盛行的“国学”以排斥外来文化、主张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籍为“根本”，以阐发日本的“固有精神”为主旨。探讨我国之“国学”，即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根，例如中国“国学”者讲“国学”，大都以中国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哲学等为主要内容。偏离了“本国”之学，就不是“国学”，故而“国学”不仅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本”，而且还要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

（摘编自史少博《中国“国学”之本》）

材料一：

材料二：

2005年，当时正在建设的北斗二号系统的“原子钟”突遇问题。原子钟就如同一块“手表”，为卫星导航用户提供精确的时间信息服务。事实上，高精度的时间基准技术是卫星导航系统最核心的技术，直接决定着系统导航定位精度，对整个工程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其重要性如同人的心脏。

当时还想引进，但人家就不给你。因为这是个高精度的东西，他们要对我们进行技术控制。没有原子钟，这个系统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

国外的技术封锁，坚定了科研人员自力更生的信念。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核心关键技术必须要自己突破，不能受制于人。当时北斗人有一句话，“六七十年代有原子弹，我们北斗人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原子钟”。

他们成立了三支队伍同时开展研发，并在基础理论、材料、工程等领域同步推进。就这样，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科研团队就攻克了原子钟这个最大技术屏障。不仅如此，现在用在北斗三号上的原子钟，已提升到每300万年才会出现1秒误差的精度，完全满足了我国的定位精度要求。

（摘编自“央视网”）

材料三：

2018年7月29日9时4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第33、34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四次发射。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9、10颗组网卫星。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将建成由1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从这次发射开始，北斗卫星组网发射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期。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四：

据俄罗斯《劳动报》网站2018年8月26日报道，中国已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展开激烈竞争。今年北斗系统将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两年之后，北斗将向全球提供导航服务。

报道认为，中国对太空领先地位的积极争夺令美国等太空强国感到不安。尽管中国每年对太空项目的60亿美元投入与美国的400亿美元相差甚远，但中国发射的卫星数量却与美国不相上下。此外，中国还打算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载人登月的国家。

报道称，在与美国竞争的同时，北京努力发展与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两国正在进行有关建立联合轨道空间站的谈判。俄罗斯也希望与中国共同研制超重型火箭。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