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下发的《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中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乃至世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首先，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不工整、不美观，字迹潦草；其次，“双姿”不规范的比例很大，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再次，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习惯，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最后，“提笔忘字”现象日益严重。

1988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书法教育的经验，各地应借着“书法进课堂”的东风，扩大书法特色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5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要逐步形成以语文教师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书法教师队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何呢？现有的教师是否能够胜任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面向广东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和美术教师的问卷调查。

接受问卷调查教师所在的学校中，配备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占18.77%，由语文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7.18%，由美术教师兼任书法教师的占25.60%，没有配备书法教师的占28.45%。缺乏能胜任书法课教学的教师这一现实也在另一项统计结果中反映出来，高达48.35%的教师认为目前学校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可胜任的书法教师”。

要解决书法教育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还要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学校聘请有书法专长的校外人员（尤其是当地少年宫和文化站的书法教师），经过适当的教学培训后担任学校书法教师。

（摘编自冯善亮、周凤甫《广东省中小学书法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5年1月）

当前教育部稳步推进书法教育进课堂工作成绩显著。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对“识文断字”基本功提出新的要求，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

但在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工作的落实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江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对全省35所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86%的学校因没有书法师资、教材等问题，开设的书法课走过场，形同虚设。

如何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卢中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他建议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开设书法课的情况全面调查，建立相应的督导机制，提高书法学科的学科地位，将书法作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书法学科评价机制，并明确列入教育督导和评价中；重视并定期检查书法教学实施情况；成立专业的书法教育监管小组，每学期、学年到校巡管，检查开课的真实情况，重在监督落实。对书法学科获得成果的奖励制度要等同于其他考试科目。要设立书法教师资格证，有明确的书法专职教师的“入职名额编制”，使书法教师专职化。除提高书法教师地位、保证书法教师专职教书法外，还必须对全体教师进行汉字书写培训，尤其是语文教师。尽快制订师范生的书写技能训练目标，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有相对严格的书法课程。

卢中南说，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再到家庭，合力形成严密的书法教育管理机制，才能把书法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17年3月6日）

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出自《孟子·离娄上》。它强调了家庭管理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发展。家庭是社会组织机构的细胞，“细胞”出了问题，不仅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社风民风，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②在儒家经典《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平治天下的“八目”或者说八个阶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结构。包括修身在内的前五个阶段是“内修”，从齐家开始则是“外用”的逐步展开，社会和国家治理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说，家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从事“天大”的千秋事业，仍要从个人的修身齐家这个基点做起。根基不牢，小则后院失火，大则地动山摇，除赔上身家性命、家庭家族跟着蒙羞外，对社会、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无法估量。

③家训既有典型代表性，又有广泛适用性。历史上一些名门望族历经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风家训传承在家族延续中发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非常突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家训不是为“一家一族”所有，而是融入整个中华文化的结晶中。我们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意味着透过家庭之“道”不仅能透视家庭之兴衰，还能体察社会之变迁。

④自汉代以后，家教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这类家教书籍原本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教化范本，因其寓“教”于“孝”“亲亲”之中，有效地起到了道徳教化作用，其中所宣扬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观念，无疑也成为全社会效法的美德。因此，在宋明清时期，“家训”等被刻版成书，流传越来越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育中的重要史料。

⑤《论语·学而》中讲的一个道理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引中言之，好的家教能够孕育出好人，好人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促进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好的家风不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论语·为政》记载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家道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道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含并延伸了家道。

⑥好的家教，胜过好的学校；好的家风，强于万贯家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寥寥数语道岀了家族兴衰的道理。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门风，再多的财富也传不下去。所以，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既经得起良知道德拷问，也经得起后人历史评说。

（摘编自2018年10月《光明日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聪明人不会被考试玩弄

蒋雪婕

“我的中学生活很凄惨。”蒋方舟说。“天才儿童”、“美少女作家”，这些贴在蒋方舟名字前的标签，让她的身份不同一般。蒋方舟从7岁起写书，先后在20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初中毕业时，她已出版7本书，高中时，又出版了两本书。

2008年9月，从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毕业，蒋方舟踩着冲刺拼来的高考分数和自主招生加分，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要搞清出题人在想什么

其实，从中学起，蒋方舟就是一个戴着耳机、默默穿梭在食堂和教室间的普通学生；是夜晚为了考试挑灯奋战、白天在食堂吃3元钱套餐的普通学生。

在课堂上，老师会阐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但蒋方舟非常注重自己的赏析和判断，不被所谓“标准”限制。如果发现某个作家有价值，即使课本上只是简单引用了一句，蒋方舟都会找来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

蒋方舟说：“考语文很简单，你一定要搞明白出题人在想什么。”有时考完试，和同学一起讨论时，她一边评价试题一边推论：“出题这人，起码50岁以上，文革过来人，喜欢看《读者》。”“出题的这个人，是女的，小资情调。”“出题的这个人，恐怕只看余秋雨。”

对于“如果鲁迅来参加高考，也不会及格的”说法，蒋方舟不同意，她说：“聪明人从来不会被考试玩弄。”

数学从50多分提到143分

蒋方舟说，因为数学作业最多、最占时间，初中时她“坚持”不做数学作业。后果便是，初中毕业时，数学成了她的绝对弱项。高中分文理班时，蒋方舟的数学只能考50多分，她那时只希望自己可以考进年级的1000名以内。

因为老师的一句“爱不爱学习，就看爱不爱做题”，蒋方舟由从来不做数学题变为“狂做”数学题。对于数学，蒋方舟不相信除了做题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她说：“我学数学，靠的是蛮干。”

文理分班后，数学难度降低，蒋方舟终于在半年内，将数学从原来的50多分提高到了143分。总分从进校的1000名以外，提高到第8名。高考时，她的数学考了131分。

挑灯冲刺的高三

9月份高三开课，每个教室都挂着高考倒计时牌，有的班甚至夸张地挂上了“距高考只有1天”。每天感受着临战氛围，一向喜欢自己控制时间的蒋方舟感到非常不适。十一假期，她给自己放了半个多月的假，回家调整。之后，她停止写长篇小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每天晚上，蒋方舟从6点多开始做题，晚自习后接着做。宿舍规定11点熄灯，蒋方舟于是就挑灯“夜战”，每天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

她听“状元班”的讲座，看状元的学习经验和心得。她说：“无论我关注什么领域，都希望知道那个领域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哪些人是最好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在“状元班”讲座上，老师说：“据我观察，状元有两个特点：一是状元都是独来独往的，二是状元喜怒不形于色。”这成了她“青春孤僻”的启蒙。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戴着耳机独来独往，以极快的速度吃饭。而且她在一间宿舍里一个人住了3年。

我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

在蒋方舟的高中，老师很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学生自己做的作业，比老师布置的还多。一开始，蒋方舟做完习题后喜欢去翻书后的答案，后来发现这样效率极低，就克制了。她说：“我向来不相信跟人讨论作业题能讨论出个什么，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

蒋方舟平时做历史题，总是很慢。做选择题，她除了从四个选项中挑出正确的，还会注意看其他三个错误的。“因为错误的选项，也是重要的知识，只不过故意把年代啊人名啊写错。这样做一题，等于做四题。”问答题答完后，她会在旁边另外写一些话，用来分析出题人的用意。

揣摩出题人的用意，是蒋方舟对待考试的一大秘诀。引用和解释日本校园剧《龙樱》中的台词——“考试就是对话”，她说：“应该是三方的对话：跟出题的人对话，跟写文章的人对话，跟改卷的人对话。”

蒋方舟说，高考是另一种竞技体育，只承认成绩。既然参与了这个竞技，就要认可它的规则。“整个中学阶段，我想，我没有浪费我的智力和时间。”她说。

（《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10日12版有删改）

周有光：步履不停 追寻思想之光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有人说，透过圣约翰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似乎就能读懂周有光。历经世纪沧桑，周有光身上葆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

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在圣约翰大学，周有光攻读经济学，但他还广泛阅读了文学、世界史等各方面的书籍，受益颇深。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向自我提问、独立思考，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这成为他一生治学的方法和习惯，他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需人才，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此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把他作为专才调入“文政会”，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从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进入全球化时代，他更是极力推进语文现代化，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还预测了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汉字在21世纪后期可能要再进行一次简化；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给当代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85岁退休后，他研究文化，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著作。百岁后仍然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①他（周有光）说：“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总要绕道去看看儿童阅览室，看到孩子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那么认真地阅读注音读物，使我高兴得要掉下眼泪！……”周先生对开启民智、促进教育现代化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读周有光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张森根先生访谈录》

②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作于104岁）

③两代宗师，半路出家堪称语父；百年巨匠，一生归宿可谓书童。

——《中国槛联报》2017年第3期（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

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1908年郭秉文远涉重洋，赴美留学。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郭秉文一拿到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

1919年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外，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后经郭秉文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经过郭秉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学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中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后，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还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优良品种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郭秉文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由于政局的剧变，1925年郭秉文被免职。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

(摘编自《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之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