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中还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史学论著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似乎只有板着面孔说教,才能显示其学问的严肃和高深。新时代,史学要进一步发展,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需要破除这一认识误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笔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既可作为史学经典研读,又可作为美文经典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问题的深刻理论分析,都是通过优美的文笔来表述的。
古往今来,喜读司马迁《史记》的人数不胜数,原因何在?因为司马迁运用史料独具匠心,善于“择其言尤雅者”,将论断融于史料之中,夹叙夹议。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其是史学经典,“无韵之《离骚》”指其是美文经典。
清代学者姚鼐曾指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他如此强调义理、考证、文章相济,说明文章在治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说加以引申“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学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磨炼出好文笔,这是历代史学家必备的基本功,当代史学工作者也不能例外。怎样才能具备这种基本功呢?梁启超认为要“多读、少作、多改”。多读,就是要不厌其多地研读前人和时人的史学美文经典。少作,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呕心沥血,写一篇是一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滥竽充数。多改,就是要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修改。同时,梁启超作为文学家,对于“文采”的理解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文采最重要的要素是“简洁”和“飞动”。简洁,就是文章要精益求精。他强调,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首先“要看可删的有多少”,定稿要做到“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种要求,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写作箴言。飞动,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他认为,要把历史文章写得生动感人,“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
对于文章简洁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中也有深刻的论述:“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强调“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练,没有费辞”。这些论述,对于当下史学工作者“工文”是很有针对性的。
(摘编自田居俭《良史莫不工文》)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魅力无穷,皆因其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 |
B.喜读《史记》的人数不胜数,所以鲁迅赞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C.文章若能好好运用,就能与义理、考证相辅相成;否则,就可能会互相妨害。 |
D.翦伯赞对待文章长短、书本薄厚的态度颇为客观,同时强调要向司马光学习。 |
A.文章的论证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证结构清晰。 |
B.文章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和《史记》论证文学性对史学论著的重要性。 |
C.文章借用梁启超“多读、少作、多改”之论,为当代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办法。 |
D.文章对史学论著的简洁性有深刻的论述,提出叙事要提要钩元,行文应删繁就简。 |
A.史学论著要流芳百世,欲有所作为的新时代史学工作者需把“工文”作为首要必修课。 |
B.破除了“史学论著不需注重文学性”这一认识误区,史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
C.章学诚认为“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他把“文”当成史学家的评价标准之一。 |
D.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要“工文”,就要在语言的优美、简洁、感人等方面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