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种文化

①我们提出书法是一种文化，并不是为书法下定义，只是一个范围的界定。时下人们为“中国书法”已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表述的方式各不同，但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是一样的，那就是“艺术”。特别是几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书法是“艺术”，甚至是“纯粹艺术”、“最高艺术”等等，影响甚大。

②人们把中国书法定义为艺术是基于中国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把汉字的字形放在“中国书法”作为文化层次的结构中来审视，就会发现，汉字符号的审美效果是在书法文化结构的物态文化层面体现的。在整体的书法文化或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字体书法形态属于物态文化层，这是书法“本体”结构的“外显”的表层部分。当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科学性、艺术性及书写出来的笔法、字法、章法给予充分的估量和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研究者往往只限于对“作品”“物态文化层”的分析说明。并且往往忽略字体得以显示的“物器”、材料本身的质地、色调因素；忽略一件书法“作品”的美是在书体形态与材料形态有机融合中显示出来的这一重要事实，所以人们对书法“物态层”的研究与描述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在多层次结构的书法文化中，只就其表层结构进行分析，把它当作书法“本体”、全体，并由此概括其性质并作定义，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都值得斟酌。

③在对一种文化形态作文化结构的观察中，我们分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次，以求全面认识其内部结构中的各个文化层次并非具有同等的意义。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体现着该文化形态被创造的目的，因而也集中体现着该文化形态的价值、功能。就具体的书法作品来说，展示汉字字迹的形态不是目的，展示出一定的文字的内容，以实现文字的记录、传播功能才是目的。各种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体现着作者、书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展示出蕴含着经济、政治、宗教、家族、社会风习等内容的无比丰富的“意义世界”。如果说在对“书法”这种文化现象的考察中，对物态文化层次专注而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在物态文化的体现可能有所忽略的话，那么忽视对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考察、认知则是完全不应该的。文字内容属于书法文化的“心态文化层”，是体现“作品”价值的核心部分，丢弃了文字内容而只专注文字的物态形式，这还是一个完整的书法“本体”吗?

④如果我们从“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方面作观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书法与汉字密切相关，而汉字同其他文字一样，有形、音、义三要素。书写者总是为显“义”而构形，而并非为构“形”而构“形”，为书写而书写。现在的问题是，“书法”研究者仅着眼书写者的构“形”和接受者的识“形”、观“形”，把书写者显“义”和接受者会“义”的目的丢掉了。这样，＿＿＿研究者把汉字的“形”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抽掉了汉字“文化”核心内容，也便不能认识汉字及其显示形态的功能价值。

⑤一些论者强调汉字字形独立的审美功能，对“形”本身的艺术价值扩大、拔高，其基本论据是将汉字与绘画相比符，这是违背文字的本质规定的。汉字是一种符号而不是图画，符号是约定的，其“形”与其表示的“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符号显示的汉字字“形”，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是稀薄的，不确定的。一个个汉字字“形”并非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字“形”方面所显示出的点画(笔法)、结体(字法)、布局(章法)虽然可能显示出某种“形式美”，但它在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毕竟属于“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服从于表达内容的需要，并受到这种目的的制约。那些被称为中国古代书法的各种书迹，都是具有“郑重的用途”(启功语)的实用性书写，绝不是书写者自由“创作”的“为艺术的艺术”。只用“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发展规律”难以讲说这些书迹的产生与变化发展。

材料一：

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在台湾高雄辞世，享年90岁。

（新华网）

材料二：

余光中先生走得有些遗憾。他曾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今天，诗人溘然长逝于海岛，长江黄河若有知，应会为他歌一曲。

（人民日报《余光中的江河深处》）

材料三：

下面是余光中先生接受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有删改）：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得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作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