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苏联学者写《世界通史》中国部分要委托中国学者来写，这都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

其实，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有“四裔”。“四裔”并无自大、歧视“外化”，而是局限于交通条件，凡与中国通，都包罗在内。中国正史都不乏对四夷单独列传的记栽，《史记》就是写世界史，实质上中国史从来是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想。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

我们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20世纪后半段（二战以后）世界考古学的大发展已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6000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一一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文明发展阶段的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的一面，以及彼此的相互交流都表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一元性”。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不绝于史书的沟通中外的名人、功臣们的业绩，只不过是综合构成、开拓疏通了世界文化交流网络中的一些环节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辉煌的瞬间。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

（摘编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名字不仅是单纯的指称符号，它还具有丰富的意蕴。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姓名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从而形成姓名的鲜明时代特色。

周代之前的姓名资料主要来自甲骨 文，但甲骨文中有些被学者认为是人名的文字，也可以解释为族名、姓氏、职官名甚至神名，一时难作定论，因此对周之前的取名风尚暂且悬而不论，让我们从周代谈起。

周代人的姓名，也正如周代文学如《诗经》一样，洋溢着一派质朴、随意、清新、犷野之风，与后世相比，周代姓名并不咬文嚼字，刻意雕饰，但却自有一种纯真天然之美。

周人常常根据人的身体特征来进行命名。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堂堂一国之君，名字叫黑臀，这肯定是由于晋成公出生时臀部的青色胎记特别明显的缘故。以胎记命名的名字，在春秋时还有黑背、黑肩、黑肱等，可见春秋时的人们取名并不避粗鄙。

因身体特征而取名当然不仅限于胎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叫李耳，字聃，据后人考证可能就是因为老子的耳朵没有耳轮而得名。郑国有叫游眅的，“眅”的意思是眼睛的眼白较大。眼白太大在今天人看来也许是个缺陷，但周代人却可能以此为美。

不仅新生儿的身体特征可被用作进行命名的依据，孩子出生时发生的一些令人注意的事件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而也可据以取名。春秋时郑庄公名字叫寤生，意思是倒着出生的。不是像通常那样头先出来，而是先出脚，生孩子脚先出来可能导致难产，为了纪念其诞生的艰难，庄公的父母就给他取名为寤生。

春秋时人们认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必要过于讲究。像牛、马、羊、彘等畜牲之名，春秋时人都取以为名，孔子有个学生就叫司马牛。蝎子乃毒物，令人闻之色变，但春秋时却有不少人的名字取自蝎，齐有公孙虿，郑亦有公孙虿，虿即蝎。

《左传·桓公六年》载鲁桓公夫人生了太子，即后来的庄公，请教申取名之法。申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杜预对这五种取名方法的解释是：信即根据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义即选择表示美德的字眼命名；象是根据孩子身体的某些特征命名；假是借用各种事物的名称命名；类是选择与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上面提到的郑武公之子“寤生”当属于“以名生为信”；“黑臀”“游眅”之类则属于“以类命为象”；“公孙虿”“赵盾”等名字则显然是“取于物为假”；鲁桓公的太子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因而名之曰“同”，杜预认为这就是“取于父为类”；至于“以德命为义”，如周文王名昌，寓希望周族昌盛繁荣之义。

申列举的五种取名途径中，至少信、象、类三类都涉及到孩子诞生时的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周人强调取名应能体现被命名者的特征，侧重于名实之关联，同时，由于周代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其命名亦必重视姓名的分类功能，这也就决定了周人在命名时必定要着眼于姓名的语言学和社会学属性，而对姓名的美学属性则未加在意。

(摘编自刘宗迪《姓氏名号》)

①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见证。作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

②1936年施昕更先生对良渚遗址的发掘，代表良渚文化研究的开端。1959年，良渚文化才被命名。良渚玉器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发现，但直到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玉琮、玉璧和良渚陶器一起出土，大家才意识到这些玉器可能是4000年前的。而对良渚文化的认知真正达到新高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1986年我们第一次在反山发掘到良渚贵族大墓，精美的玉器将我们带回5000年前神王的世界；1987年瑶山的发掘，第一次发现了良渚人的祭坛及埋在祭坛上的贵族墓地；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那片夯筑考究的沙土广场让我们相信这里就是王者们曾经居住过的宫殿；2006年葡萄畈村庄下的那片石头，开启了我们寻找王城的大门，2007年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11月最终发现南城墙时，这座被历史泥沙淹没了4000多年的王城，就真的在我们脚下。

③从2009年彭公岗公岭水坝发现起，我们的视野被引到距良渚古城十几公里外的苕溪上游，开始对古城外围治水工程调查研究，至2015年初步搞清水坝的分布、年代与堆筑情况。现已发现的11条水坝在古城上游西北部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利体系，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直接保护了当年王城外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在2015年老虎岭的发掘现场，我们选其中一条水坝，利用当地百姓取土破坏的剖面进行铲刮，其草裹泥堆筑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见到。

④独特的玉器是良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代表，反映了一个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著名的神徽图案在整个太湖流域非常一致，有着类似标准化的制作工艺，这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着统一的信仰崇拜，而良渚玉器系统的产生，主要体现了巫师和神权的力量。

⑤良渚玉琮经历了从圆到方、鼻线加高的演变过程。玉琮后来被用到天圆地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概念中，实际是用了良渚玉器后期的概念，而良渚早期的圆形玉琮，主要还是一个神像载体的概念。在稍晚的龙山时代，陶寺遗址的玉器显然也受到良渚玉琮的影响。从殷墟妇好墓到金沙遗址，都有玉琮发现，都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⑥5000年前是一个平台，世界各地陆续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古埃及、苏美尔及古印度都在这个时间形成王国阶段，现在我们也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文化。从水坝修建的工程量、玉器雕琢的精细度与墓葬的等级分化，都可证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不低于其他文明。

(摘编自刘斌《良渚:5000年文明并不遥远》)

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坐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就会黯淡下来”。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

哲学家罗素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他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

罗素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学习研究，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陶东风《什么是大学精神》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