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这一情结贯穿于毎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

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这种解构是对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误读与肢解。目前，这种“误读”与“肢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审美斜视”，对真实涌现或经艺术塑造的英雄形象拒绝认同，强行以所谓的“生活逻辑”与“国民性反思”来质疑其真实性。如有人认为刘胡兰年龄那么小，何以能经受住死亡的考验？且不说这样的质疑有无对英雄的基本敬畏，单就是这样的解读视角就让人匪夷所思。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急速成长的时代，怎能以我们现在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来强行规约刘胡兰？何况，刘胡兰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体现出同龄人所难以达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成长高度，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历史的幅面上凸显出来，成为凸显本民族最“新鲜的激情和行动”的“这一个”。

其二是“偏向还原”，即在一种理性强推的逻辑下，以历史肌理的内在丰富性为借口，片面认为历史结果的形成是多元路径交汇的产物，是无数历史线索偶然碰撞所致，从而达到颠覆英雄、污化英雄的目的。如这两年网络媒体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就是典型。这样的质疑至少在认识历史真实性上有三个误区。首先，缺乏看待历史事件的整体视野。尽管构成历史事件的活动是多元的，但这些活动中必然有一种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历史事件以这样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反映在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历史事件上，这种核心力量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其次，缺乏审视英雄形象的辩证态度。英雄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只要他在历史行进的关键之处，做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也难以做出的行为，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标杆。如果置历史事件的根本结果不论，单在一些细节上大加苛责，狭隘地认为英雄的一切必须绝对完美，必然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再次，缺乏评价历史事件的客观立场。从各种历史材料来看，狼牙山五壮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五个战士的身份、弹尽粮绝的事实，及最后跳崖而亡的壮举，都经得起文献的佐证和历史的考量。如果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单纯放大一些根本无法撼动历史事件基本结果的偶然性元素，显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只见斜枝不见主干、只见泡沫不见河流的认识倒置与精神偏狭。

其三是“肆意解构”，即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对已有的英雄形象与革命叙事进行肆意解构，消解英雄身上的庄严色彩，横加填塞世俗化的叙事元素，致使英雄完全沦为浑噩之徒。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本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春来茶馆的女老板，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伪军巧妙周旋，体现出极高的生存胆略和艺术魅力。而同名小说《沙家浜》则把阿庆嫂设定为一个与伪军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两边都有私情的江湖人。于是，春来茶馆变成了藏娇褛，胡传魁与郭建光变成了采芳客。这样毫无道德底线的解构，凭借的是取消历史阶段性特征、荡涤英雄主义精神的泛人性主义的逻辑，体现岀对历史和英雄个体的极端无知与轻慢。

上述矮化英雄的“思潮”，其悖谬之处根本上就在于对“文本历史性”与“历史文本性”的机械理解。“文本历史性”是指文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生产、建构的，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文本只有镶嵌在特定的历史橱窗中才得以可靠地诠释。而“历史文本性”是指历史还具有叙事的一面，但历史的这种叙事特征，绝非无根由、无逻辑、无整体意识的纯主观叙事，对历史事件、历史动力、历史结果的客观再现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前提。

（摘编自惠雁冰《英雄经典——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诗》）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有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画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