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之美妙在简约

⑴杜牧《阿房宫赋》开篇气势磅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将六国败亡，秦皇一统，残民自逞，骄奢淫逸，以寥寥十二字概括，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史诗式简约美。

⑵老子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仅十三字，阐发宇宙万物生发变易之哲理，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远。辞简意赅，无出其右。

⑶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种文字具有如此之简约美?

⑷古人行文惜墨如金，其来有自。简牍容字有限，物质条件限制使古人不得不行文简约。纸代竹简后，条件虽改善，习惯已成自然，惜墨如金成为古文之传统。

⑸简约美与文法有关。较之拉丁语系，中文文法更简约灵活。就名词而言，英文有“单数”和“复数”，俄文和德文还有“格”以及“阴性”和“阳性”之分;中文一概免除，必要时以形容词代之。英文动词也讲究“数”，逢主语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后须加“s”;动词“时”(tense)的变化更复杂，分“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还不够，更细分为“现在进行时”、“过去完成时”等等。繁文琐节，要简也难。中文动词皆原形，免“数”无“时”一身轻!既简约又灵活。李白的《行路难》只用一“行”字，究竟是独行还是结伴行?是“现在行”还是“将要行”?自己体会去吧。体会随心所欲，因人而异，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这就引出了简约美的一个重要内涵--朦胧美。“烟笼寒水月笼沙”，此情此景令人感到，夜泊秦淮之朦胧飘逸;反之，若水明如镜砂粒可数，那不就煞风景了。

⑹古文以最简单文法表达极丰富之内涵，围棋以最简单规则包含千变万化之策略。以少胜多，以简驭繁，此乃根植于东方哲理之美学精义。

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第三场开篇为:“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是全世界引用最多的名句，妙在一短句中用了两个“be”，既为原形动词，当然也就免“数”无“时”。“be”具多种含义，可解释为‚“是”或“存在”，更具有“生存”的意思，“to be”与“not to be”说的是“生”与“死”。莎翁此名句既简约又含蓄，堪与中国古文媲美，难怪一句风行名扬四海。我在揣摩:假如他知道中文动词均为原形，莎翁会作何感想?

⑻古文之简约不仅在于文法，还与用典有密切关系。我在《用典举例及其他》文中举出一些例子，有兴趣者可参看2008年10月18日《解放日报·朝花》。用典之妙在于以寥寥数语，唤起读者对古籍所载往事的记忆。不仅使文章显得古朴，并可表现出极致的简约美。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百字词中，一口气引了六个典故，上溯西周下续南宋。读来回肠荡气，发思古之幽情。若非用典，谁能及此?

⑼简约美来之不易。古人为文，字斟句酌，务求达意传神。最著名的是推敲:“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一字之斟传为千古美谈。

⑽写长文易，写短文难。长文可恣意铺陈，尽情发挥;短文而达意传神，非功力火候俱臻上乘者不办。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简约之可贵。

⑾语言文字反映人的思想，行文简约说明思想精炼鞭辟入里。文如其人，良有以也。

⑿古文简约美则美矣，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是易生歧义。科学论文贵在精确无误，简约之古文勉为其难。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科学落后的根源。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将之归为根源言重了。题外之议，另当别论。

⒀先秦诸子、诗经、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⒁这些我国古典文化之宝藏，简约之美尽在其中，够我们欣赏玩味的了。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瞻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没有刻意经营，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恶，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果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那么，对李杜的认知是容易出偏差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全、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稹、白居易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上。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中的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中唐时期可与元稹、白居易、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像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像元稹、白居易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但受《文选》影响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处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与陶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相比，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摘编自《范文澜评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特点和成就》）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构成基本的社会框架。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由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孤魂。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的正当性、国家秩序的合法性，无法自证其身，只能从超越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是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类似于西方的上帝意志，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与出世的佛教、向往天国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节选自许纪霖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